读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原版回忆录《Leaders》，看到很多真实历史的细节，完全打破原来的认知。其中最震撼的一点就是关于台湾经济起飞的描述：
Chiang was an example of that rarest of political animals: the conservative revolutionary.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succeeded in founding an orderly and free society because its leaders were essentially conservatives. They fought for freedoms that they had once possessed, but which had been taken away. The French Revolution foundered as it did partly because its leaders sought to achieve a purely intellectual and abstract vision that had no foundations in their national history.
蒋中正是一个极少见的、天生的政治领袖，他是一个保守主义革命志士。美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建立一个有序且自由的社会，是因为其领袖本质上都是保守主义者，他们夺回了曾经有过但被剥夺了的自由。而法国革命之所以失败，部分原因在于其领导者试图实现一种纯粹理性的、抽象的幻想，而这种革命幻想在法国历史中毫无根基。
Chiang’s intenions resembled those of the Americans more than those of the French. He wanted to revivify Chinese tradition. He rejected its corruption by the old order. He fought against pervasive opium addiction and the still-common practice of foot binding. But he was not a democrat, even though he did introduc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The problem, as he saw it,was not too little freedom but too much. China needed discipline, for as Sun Yat-sen had stated, “We have become a heap of sand.” The discipline Chiang sought, however, would release the creative and productive abiliti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蒋中正的革命理念走的是美国路线，而非法国。他希望能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他摒弃旧社会的腐败，取缔当时普遍存在的吸食鸦片和缠足陋习。他带领中国进入宪政，尽管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主人士。在他看来，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自由太少，而在于自由过度。中国需要秩序，正如孙中山所言：“中国人是一盘散沙” ，蒋中正所寻求的纪律，是为了释放中国人的创造力与生产力。
When implemented on Taiwan, his ideas produced an economic miracle.Though he received American economic aid through 1965, the amounts were so small that they cannot account for the country’s explosive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statistics can never capture the tragedy that the Communist victory wa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but they do make some important points.The Communists collectivize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oday the mainland produces less rice per capita than it did before the revolution. Chiang paid the landlords for their land and distributed it to the peasantry. The former landlords invested much of their money in industry while the government encouraged foreign investment. Today, Taiwan has a per capita income five times as great as that of the mainland. And the eighteen million Chinese on Formosa export about fifty percent more than the one billion on the mainland.
蒋中正的理念在台湾实施后，创造了经济奇迹。在1965年前，尽管他接受了美国的援助，但对这些援助金额微乎其微，不足以解释台湾经济的爆炸式增长。经济统计数据永远无法完全展现共产党胜利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悲剧，但它们确实揭示了一些重要信息。共产党推行农业集体化，如今大陆的人均大米产量低于革命前。蒋中正向地主购买土地，并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原地主将大部分资金投资工业，且政府则鼓励外商投资。如今，台湾的人均收入是大陆的五倍（实际远不止五倍）。台湾的1800万人出口额比大陆的10亿人还高出约50%。
大量的“经济学家”在分析台湾经济起飞时，总是把美援描述为经济成长的核心因素；很多相关的书籍，包括现今台湾本土的出版物，都在夸大美援的作用；简中书籍文章更是故意误导读者，甚至把国府迁台时带走的黄金描述成关键因素。而处于美援中的核心人物尼克松，却认为美援微不足道，台湾早期的繁荣绝不能被简单归功于“美国给钱”。
尼克松1953至1961年担任美国副总统，正是这段时间，是台湾经济从贫弱到起飞的关键时期。很多美国援助法案，都经历其本人签署，他掌握了第一手数据。此后，他在1968-1974年任美国总统，成了一把手，对台政策他本人就是决策人。最关键的是，他在写《Leaders》这本回忆录时，已经是1980年代，已离开政治多年，早已不担任任何公职，这种回头看的方式，使得他更加冷静与客观，更带有全局性的视野。
显然，尼克松认为，促成台湾经济繁荣最根本的因素，绝不是美援，而是蒋公正确的理念在台湾得到了实施。事实也证明，1965年6月30日美援正式停止后，台湾的增长反而更加迅猛。这有力地证明了增长的动力源源不断来自于内部制度，而非外部输血。如果仅仅靠援助就能产生经济奇迹，那么二战后接受美援更多的菲律宾、越南甚至许多拉美国家，却没有一个能复刻台湾的成功。很显然尼克森认为：援助是“外因”，而制度驱动的增长才是“内因”。
1.保守主义的理念，延续了传统，保障了自由，释放了台湾的创造力。蒋公一直秉持尊重和重振中国传统，并注重纪律教育与秩序维护的理念，释放了中国人的才智和创造力。这就是尼克松说的，他走的美国革命先贤的保守主义道路，而不是法国乌托邦式的暴力革命。他采用的是温和改良式的土地改革，而不是共产党血腥屠杀的方式。
2.自由与秩序的宪政，是台湾社会繁荣的基础。他说蒋公把中国带入宪政，他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主人士。实际上，这强调了他尊重私有财产保护和推行自由市场（在前后文的描述中有明显体现），只是在国家动荡不安的现状下，不得不选择把秩序维护放在了第一位，推行威权统治（或者说是强人治理： Strongman Rule）
书中多次谈到蒋公对中华文化的守护和他坚强的意志，同时也写了他与毛的显著不同：
Mao sought to erase the past while Chiang sought to build upon it. In victory Mao simplified the characters of the written Chinese language, not only to facilitate his literacy campaign, but also to destroy the history that each of the complex characters encapsulated. In defeat Chiang made room in the refugee flotilla for nearly 400,000 pieces of ancient Chinese art, even as many loyal aides and soldiers remained on the mainland.
毛试图抹杀过去，摧毁中国传统文化。而蒋中正则是继承传统并以此为基石建设国家。毛在大陆内战胜利后，推行汉字简化，表面上是推广识字运动，实际却是为了摧毁每个正体字所蕴含的历史。而蒋中正在战败后，却在撤退的军舰中挤出空间，运走了近四十万件中国古代艺术珍品（台北故宫文物），即便当时还有许多忠诚的幕僚和士兵被留在了大陆。
In their personal habits Chiang and Mao were a study in contrasts. Everything about Chiang was orderly—his dress, his office, his home. He was a disciplined, organized individual in every way. The adjectives tidy and neat do not overstate the impression he gave. Mao was the exact opposite. His study was littered with books and papers. If the test of a good executive is the cleanliness of his desk, he flunked. Mao was as disorganized as Chiang was organized and as undisciplined as Chiang was disciplined. The adjectives unkempt and sloppy would not overstate his appearance.
在个人习惯方面，蒋中正和毛形成鲜明对比。蒋中正的方方面面都井然有序——衣着、办公室、住所，无一不体现着他的严谨和条理。用“整洁”和“干净”来形容他，都显得不够贴切。毛则相反，他的书房里堆满了书籍和文件。若以案头之整洁与否来评判高管之优劣，则毛实属不够格。毛的草莽与蒋中正的严谨形成鲜明对比，他的不自律与蒋中正的严谨形成鲜明对比。用邋遢和混乱来形容毛的外表，毫不为过。
Chiang was a man of action who had been right so many times in his turbulent career that he developed an absolute faith in his own judgment. He was fond of reading the Confucian philosopher Wang Yang-ming, who stated that “to know and yet not to do is in fact not to know.”
蒋中正是一个注重践行的人，在他波澜动荡的生涯里，事实证明他是有远见的，对于自己的判断，他有绝对的信心。他喜欢阅读王阳明哲学著作，王阳明曾说“知而不行，非知也”。
Not even the debacle of 1949 could shake Chiang’s self-confidence. It was only another temporary setback to him. Every time I saw him, he talked of reconquering the mainland. And even when some of his associates had given up hope, he never lost faith.
1949年的失败，从未动摇过蒋中正的信念。对他而言，不过是暂时的挫败而已。我们每次会晤，他都会提光复大陆，尽管他的有些部属同僚已经放弃念头，但他从来没有失去信心。
The name he chose for himself, Kai-shek, translates as “immovable stone,” and in light of his temperament it was a most appropriate choice. I greatly admired his resolution. He never believed in bowing to the “inevitable” simply because it seemed inevitable. There are always those who will tell a public figure that his goals are impossible to achieve. They lack creative vision. Too often they consider something to be impossible just because it has never been done before. Chiang understood this. As he once wrote, “I have always been surrounded and sometimes overpowered by enemies. But I know how to endure.”
蒋中正用“介石”作为自己的字，意为“坚如磐石”，以他的性情，这个名字真是特别贴切。我极钦佩他的坚韧决绝。他从不相信所谓的“定数”，更不会仅仅因为看起来已成定局就低头。总有人会对政治人物说，你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些人缺乏创造性的远见，他们判定一件事‘不可能’，仅仅是因为这件事前无古人。蒋深谙此道。正如他曾写道：“我常身陷敌围，有时甚至被敌手压制，但我深知如何隐忍奋斗，以待来日”。
Notwithstanding his tenacity, Chiang had his faults, but a tragedy like the fall of China is never one man’s fault. Chiang was a brilliant political and military tactician, but his “by the book” rigidity made him a mediocre strategist.
蒋中正有坚韧不拔的一面，也有其缺点。诚然，像大陆沦陷这种悲剧绝不仅仅是他一人之过。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但是，他有些过于坚守规则，使得他的战略失色。
尼克松对蒋夫人和江青的迥异感受，让人印象深刻：
The contrast between Madame Chiang and Jiang Qing, Mao’s fourth wife, was even more striking than that between Chiang and Mao.
Madame Chiang was civilized, beautifully groomed, very feminine, yet very strong. Jiang Qing was tough, humorless, totally unfeminine, the ideal prototype of the sexless,fanatical Communist woman. Whittaker Chambers once told me, “When you meet a Communist couple, you will usually find that the wife is the red hot of the two.” This was certainly true as far as Jiang Qing was concerned. I have never met a more cold, graceless person.
蒋夫人与毛的第四任妻子江青相比，甚至比蒋中正和毛两人的差异还要惊人。蒋夫人是一个文明、举止优雅、极具女性魅力的人，她还兼备坚强的一面。江青则是一个残忍冷酷、刻薄、毫无女人味，完全没有女性气质、疯狂的共产党徒。 惠特克·钱伯斯曾对我说：“如一对夫妇都是共产党，那个女人通常是其中最狂热的共党分子”。这话用在江青身上，最贴切不过了。我从未见过比她更阴冷、更无礼的人。
国府迁台后，先后实施“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政策，土改成功激发了农业活力，台湾的土地改革经验后来成为世界标杆。蒋公启用大量的财经专家，推进财政、金融、经济、出口贸易、工业和科技研发方面的改革，在美援的基础上，推行普及义务教育、发展高等教育和对外文化交流，让台湾经济走上蓬勃的高速发展之路。
对于蒋老总统思想，有三个人总结得特别到位：
郭岱君（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
蔣介⽯當然跟⽑澤東是不⼀樣的。 他對儒家的信念， 對三民主義的追求， 以及最後成為基督徒， 都使他對愛有更多的理解。 他經常談到愛， ⼈與⼈之間的愛。 他認為愛是⼈類努⼒的很⼤的⼀個動⼒。
我個⼈對他印象最深的有幾點。 第⼀點， 我覺得他是⼀位真正的民族主義者。 他在任何的壓⼒⾯前， 內在和外在的壓⼒⾯前都沒有屈服， ⼀直維持著中國的尊嚴和中國的統⼀。從北伐到抗戰， 直到台灣， 美國多少次都表⽰， 希望台灣的軍隊能夠⽤美式裝備、 發美國⼈的薪⽔、 穿美國⼈的⾐服。 蔣介⽯都拒絕了， 寧願讓國軍拿很少的錢， 也不願做美國⼈的附庸。 所以， 他是⼀位真正的民族主義者。
第⼆點， 他是有理想。 他對中國現代化有他⾃⼰的想法。 他希望中國能夠現代化， 有尊嚴， 希望中國能夠統⼀， 能夠在世界上站起來。 這是他⼀⽣的追求。雖然在追求的路程中， 他跟別⼈的想法會有不同， 但⽬標是⼀樣的。 他是真的希望看到中國實現現代化， 廢除不平等條約， 能夠有尊嚴地站起來。
第三點， 我覺得， 他在維護中國尊嚴， 國家統⼀⽅⾯特了不起。 剛才我們談到的， 跟⽇ 本和談、 投降和屈服， 他都不做。 他認為在事關民族⼤是⼤⾮問題上， 我們要有所堅持。 雖然⾃⼰有那麼多的痛苦和困難， 我們要有所堅持。 這點也是我對他印象最深的。
—— 2012-7-16 年郭岱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解密时刻：日记中的蒋介石-剿共为名，抗日为实》
楚崧秋（总统府侍从中文简任一级秘书、总统蒋中正新闻言论秘书）：
（一）大家認為他是一個高度的民族主義者，這是極少有爭議的。因為自他早期獻身革命到領導抗日獲得勝利，以迄在台二十五年矢志反共，都與求民族的生存獨立息息相關。除了「台獨」主張者大概不會認同外，就是他的死敵毛澤東也曾直接、間接肯定他這一立場。
（二）他是一個取中庸之道的人本主義者。這與他青少年時期所受教育及其長時間浸淫於中國文化哲學，關係最為密切。他熟悉儒家經典，並求身體力行，這是由其親筆著述和有關史實可以為證的；不過未能由此導發，進而形成其整套民主法治思想體系，亦是許多研究者的論見。
（三）他是一個毫不妥協的反共主義者。他一生反共，若謂與黨派權力之爭全然無關，很多人是難以相信的。然他自民國十二年在廣東站在反共陣營至在台去世之日，以愛國救民為職志，則屬斑斑可考。他深信共產主義違反人性，否定人權，終必敗亡，我們不必一定稱頌他是反共先知，但他充滿信心的預言和實踐，卻得到歷史的印證。
（四）他被認定是一個講求實效的實證主義者。蔣先生一生深惡空談，講求實際，師事明儒王陽明，倡導力行哲學，其最大目的就是要想革除國人畏難苟安的積弊，來實做其反共救國的主張。為達此目的所採過程與所取方法，則時仁智互見，從而引發了他治理國事的若干質疑。
（五）他是一個為時勢所造成的威權主義者。吾人研究蔣氏一生言行，若謂其為合乎西方政治哲學的民主主義者，似難遽然索信於人。但認為他是一個嚮往獨裁專制者，則又陷於武斷，因為由他一生篤信儒家以仁愛為中心的人本思想，徹行主權在民的三民主義，這與獨裁專制，乃是完全背道而馳的。因此論者每多視之為一時勢造成的威權主義者，連其本人也許都有不得不然的苦衷。
了解蔣先生大致是怎樣一個人之後，再進一步來審視或鳥瞰一下他與台灣的歷史與現實關係，究宜從何種角度去對待他、理解他，由那些關鍵點去評論他，認定他，才不會陷入主觀、偏離事實。
——《台海沧桑七十年》楚崧秋著 三民書局 Pp4-5
郝柏村（原蒋中正总统侍卫长，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国防部参谋总长）：
蔣委員長是國父孫中山先生最忠實的信徒，雖然掌握權力，但從無軍閥割據思想，一生最高目標，就是建立一個大一統的三民主義新中國，也就是自由、民主、均富的新中國。從黃埔建軍、北伐、抗戰、戡亂，甚至到臺灣，意志始終如一。—— 《郝柏村回憶錄》天下文化 郝柏村著 P464
黃埔精神的始祖，是國父的軍人精神教育：「以吾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國家億萬年不朽之根基」，強調以一個打一百個的軍人素質。軍父蔣公以革命人生觀，及王陽明致良知哲學，建立黃埔精神的基礎，建校四年即北伐成功，統一全國，全在發揚黃埔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 《郝柏村回憶錄》天下文化 郝柏村著 P483
蔣公尊重專業
有人說蔣公獨裁，這是因為他威望高，事實上他非常尊重專家的意見，認為自己除了軍事專業之外，其它都是外行。例如經濟方面，他很重視李國鼎的建言。 李國鼎的經濟思想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經國先生則是「以民為主」的觀念，對於牽涉到整體物價的電費、油費等問題，政府該補貼時便要補貼，比方說，漁船用油比民間一般用油較便宜。政策本身 不錯，但漁民可能將政府補貼的油拿去變賣，李國鼎認為，如果錢是給漁民用的，他不反對，但政府不能舉債應付開支，有多少錢做多少事，健全財政，才能穩定物價。——— 《 郝柏村先生訪問紀錄 》 中央研究院 Pp45-46
中华民族的偉人
我心目中的蔣公是中華民族的偉人，當毛澤東在大陸掀起文化大革命時，蔣公在台灣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保存中國傳統文化、孔孟思想。如今蘇聯共產黨早已垮台，中國大陸實行的也不是什麼共產主義了，所以反對共產主義沒有錯。
—— 《 郝柏村先生訪問紀錄 》 中央研究院 Pp54-55
台大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家、前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委員王作荣在接受访谈时谈到，蒋老总统非常尊重技术专家意见，他特别总结了其经济政策决策的两种典型模式：
你們知道老總統是如何做決策的嗎？老總統非常用功，十分注意平常的新聞報導和報章雜誌的消息。他自認是軍事專家，也自認對黨務很內行，但對財經問題則是一竅不通，看不懂也聽不懂。所以在裁奪任何重大財經政策之前，他會先充分瞭解正反兩方的意見。由於事前他對正反兩方的專業看法都不是很清楚，就把兩方的人全部找來開會，通常一邊是學者、專家，一邊是政府官員。他要雙方都表達意見，自己坐在旁邊聽，並不表示任何意見。看到老總統在座，雙方人馬當然是拼命地你來我往，互相批評對方政策的缺點和闡述己方政策的優點。等到雙方辯論結束，老總統會宣布休息半小時或一小時，然後獨自一人退席回到自己的辦公室仔細思考。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再出來表示：「你們剛才講的，我都聽了，也考慮過了，我現在做決定。」老總統的最後決議，當然沒有人敢再有異議。由此可見，老總統其實懂得接納別人的意見，並不像外界所說的獨裁、自行其是。這是我所知道的老總統決策模式之一。
另外一種決策模式是，老總統會找幾位親信及所信任的財經官員前來逐一進行報告和釐清意見。當時他最信任的人是嚴家淦、俞鴻鈞、尹仲容、楊繼曾和徐柏園等人。等大家報告結束之後，他會發言，針對不懂的地方提出問題，直到全部內容都弄清楚為止。有了全盤瞭解之後，老總統才會做決定。當時我們只是小蘿蔔頭，根本沒有資格參加，只聽過那些與會者的轉述。我們替這種決策模式取了一個名字，稱為「御前會議」。每次碰到重大財經問題時，幕僚必須事先準備「御前會議」的資料，我就是其中的負責人之一。
——《我所認識的中華民國歷任總統──王作榮先生訪談紀錄》 《國史館館訊》 5期 (2010/12) Pp. 8-22
在中央研究院的口述历史访谈系列中，贴身侍卫的口述，让我们看到蒋老总统对专家学者的尊重:
先生很尊重读书人，特别是对国家有贡献，或是在国际上有声望的学者。他接见学者的时候，我大部分都旁边，有时候他不了解对方的背景，夫人事先都会提醒他：「这个人学识很好，在国际上很有地位哦！」他会礼贤下士，很虚心地请教他们，请他们对我们国家、政府多提供一些意见。
李国鼎当经济部长时，先生经常在正式接见结束后，又请他到办公室谈话，请他谈谈对经济改革的看法。先生和他谈得很投机，常常一谈就是三、四十分钟，谈话结束后，从总统府回到官邸都快下午两点点了。我们侍卫人员就私下给李部长取了个绰号「插队部队」，因为他不按正常程序，有时候先生准备下班了，他才突然出现，说：「我要见总统，一分钟就好。」结果谈了四十分钟还不出来，因为先生有很多经济上的问题要请教他，常对他说：「你说！你说！」先生和张群、孙连瑞、王世杰、吴大猷等人谈话也是，一谈就谈很久。
除了共产党以外，先生与其他党派也保持不错的关系，经常与他们接触、谈话，例如青年党的陈启天、民社党的孙亚夫，以及无党籍的高玉树，听听他们意见，彼此非常尊重。遇到重大问题时，他会邀请党国元老来商量，像是张群、陶希圣、黄少谷等人，或是请教专家学者。
先生常去探望钱穆、林语堂等在学术界有声望地位的学者，过年过节一定会抽空亲自登门问候，送他们小礼物，或在生活上给予帮助。先生还会要求总统府会计专员蒋孝佐，把退休党国元老的名册拿给他看，逐一仔细审阅，哪些人年老孤苦或因病住院，就交代多加一点钱，送给他们。侍卫人员也可以领到一点，从最早的几十元，后来加到几百元。
—— 《蔣中正總統侍從人員訪問紀錄》之侍衛官郭斌偉先生訪談錄
曾任蒋公秘书的楚崧秋，对蒋公尊重知识分子印象深刻：
在写《苏俄在中国》过程中，有点滴的记录：
同时特别提到他重视文教建设：
—— 《蔣中正總統侍從人員訪問紀錄》之楚崧秋先生訪問紀錄
尊重知识，敬畏专业，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是蒋公奉行的原则。严家淦、俞鸿钧、杨继曾、徐柏园、尹仲容、李国鼎、孙运璿、蒋硕杰等大批财经专家，是当时经济政策的核心幕僚，也是政策施行的主力，“保护私财，正义与自由平衡发展，逐步放手”，是他们的经济理念的重要部分。
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于1948年在南京选出，共81人，1949年，仅有9人赴台（朱家骅、凌鸿勋、李先闻、吴敬恒、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王世杰、王宠惠），而前往或留在国外的有12人，留在大陆的多达60人。赴台的9人中，只有朱家骅（地质学）、凌鸿勋（工程学）、李先闻（农学）三人是偏理工（分别是数理和生物组），其他6人全是人文组，他们并没有带走什么科学技术，却给台湾带来了繁荣。而留在大陆的诸多院士，在后来的共党政权下，绝大多数遭受侮辱、迫害、甚至被迫自杀自残。典型的就有：
饶毓泰 : 中国物理学界“四大名旦”之一，受到严厉迫害，1968年10月16日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1号上吊自杀身亡。
谢家荣 : 地质矿床学家，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开始即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批斗。因不甘屈辱，与妻子双双自杀。
邓叔群：真菌学家，全家被受尽摧残凌辱，他本人被毒打致死。
王家楫：生物学家，被批判斗辱抄家，毒打迫害致死。
周仁：冶金学家，被反复批斗折辱，造成一眼瞎一腿瘸，卧床奄奄待毙，仍遭隔离审查，关进四壁无窗的房间。1973年12月3日，82岁的周仁惨死。
陈寅恪 : 历史学家，遭长期批斗、羞辱，几乎失明，最终在病榻上度过悲惨晚年。
伍献文: 动物学家，文革期间遭到批判、幽禁，多次被强迫劳动。
翁文灏 : 地质学家，虽曾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长，但1951年从欧洲回到大陆。文革中因身份特殊亦受到冲击。
叶企孙：著名物理学家，文革中被关押、拷打，一度精神失常，遭受极大精神和身体折磨。
刘文典：在反右运动中被迫下跪，强迫检讨，随后脑溢血发作死亡。
….
留在大陆的大批顶级科学家、思想家，并没能发挥他们的能力，反而成了腥红政权的葬品。
什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其实都是肤浅又无知的论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提出：制度才是决定长期繁荣的根本原因。科技不过是良好制度孕育的自然结果，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再先进的科技在榨取性制度 (Extractive Institutions)中，都会成为专制统治的工具，发挥不出它的效用，这种制度下更不可能产出先进的科技。在包容性制度下，科技自然得到发展和突破，也才有它的发挥空间。而包容性制度，源于自由人权、民主法治、财产保护、知识传承与尊重。
回看历史，蒋公的思想和坚持，带来的是繁荣和自由；而他毕生反对的共产乌托邦，带来的是无尽的血腥恐怖、奴役和贫穷饥饿；这个盘踞在大陆的乌托邦，必会如他所愿被彻底埋葬，历史终究会完全证明他的高瞻远瞩。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里，颇有意味深长地写了这么一段：
I first met with Chiang Kai-shek, the third great leader of China’s twentieth century, in 1953. I stayed in touch with him as Vice President and as a private citizen, and we formed a personal friendship that I valued greatly. That is why the rapprochement with Peking was such a profoundly wrenching personal experience for me.
1953 年，我首次了会晤中国 20 世纪的第三位伟大领袖蒋中正。此后，无论我担任副总统，还是平民，我都与他保持着接触。我极为珍视我们之间的友谊。正因如此，后来与北平的接触改善关系时，我心里极其痛苦、撕裂。
已经下台多年的他，在写这本书时，这种背叛的感觉依然在他心理显现，不知道他是否有过一丝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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