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背后的人间炼狱
唐安史之乱期间,真源县县令张巡组军死守睢阳,被围八个多月,等不来援军,城中粮尽,开始杀马,捉老鼠,网麻雀,吃树皮、弓弩等,最后发展到已无物可食。为了显示对朝廷效忠的决心,他依然拒不投降,并当众杀掉自己的妾,予部下食用。在这种疯狂示范下,副将许远杀掉自己的奴仆,供军饷食。此恶一开,守军就以杀城内百姓为军粮,先杀完妇女,然后杀老弱,最后杀男丁,前后杀了三万多人做军粮。
巡出爱妾曰:”诸君经年乏食,而忠义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众,宁惜一妾而坐视士饥?”,乃杀以大飧,坐者皆泣。巡疆令食之。远亦杀奴僮以哺卒,至罗雀掘鼠,煮铠弩以食。……被围久,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新唐书 卷一百九十二 中 列传第一百一十七 忠义 中 张巡》
最后,睢阳城还是被攻破,张巡被燕军处死。为平定安史之乱立下汗马功劳的张巡,被树为忠勇志士,受到朝廷的大加赞赏,追赠扬州大都督,封邓国公。包括唐及其后各朝代的正史,无不把他置于“忠义”之列,以颂扬其忠君爱国之举。后来的知名文人武士,包括王安石、韩愈、岳飞、陆游、文天祥等均撰有赞颂张巡诗文。直至今天,无论是各种著述,还是网上的三教九流,依然普遍高唱赞歌,颂之为英雄烈士,河南商丘更是重建了“张巡祠”,并指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这种高歌论调在愚民政策与洗脑教育的环境下,无疑大有市场。本来对向敌人的屠刀,毫不犹豫地刺向自己的爱人和父老姐妹,在高亢狂热的“忠义”名义下,把他们活活变成人肉鲜羹。如果是说在那个愚忠极权的年代,勉强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在鼓吹这种丧失人伦的“忠勇”行为,就是匪夷所思的人性泯灭了。
不要说那是被杀者的自愿,难道那三万多人都排着队、心甘情愿被杀?难道他们看着自己父母、爱人、兄妹、儿女先后一个个被活杀烹煮,没有愤怒的哀嚎和反抗?那个在张巡看来“岂能可惜一妇人?”、不值得一提的小妾,怎可能心甘情愿被一个视自己为工具的恶棍屠宰分食?无论是司马光,还是后来专制皇权下的文武墨客们,包括今天高唱颂歌者,无疑都刻意回避了这些问题。实则,无论妻妾奴仆还是城中民众,不过都是在这些朝廷恶犬武力裹挟下,处于极度恐惧和饥饿,绝望到无力反抗而已,经过官方宣传机器和御用文人的渲染,成了心甘情愿的牺牲奉献。对于百姓草民而言,无论朝代如何变化,都不过是奴隶换了个主人而已,他们怎可能情愿让自己和亲人活活变成人肉汤羹,怎会有如此丧心病狂的动力来维护统治阶级?
也不要说,这些都是必要的牺牲。这只不过在自我拔高的道德感下,打着大义的名号,不择手段地用他人的牺牲来装点自己的高尚,用底层和弱者的血肉来显示自己的忠贞,以无底线践踏他人的尊严和生命的方式向上邀功、攫取名利罢了。燕军目标是腐败没落的李唐朝廷,与城内百姓没有半毛瓜葛,更没有任何理由和动机去屠杀百姓。事实也显示,周边已被燕军占领的郡县,并没有发生屠戮百姓的行为。历代朝廷之所以极力推崇这种无人性的忠诚,无非是培养大量无脑韭菜为其专制统治的延续卖命而已。
柏杨在其白话版《资治通鉴》中,对睢阳之围有着与司马光完全不一样的思考,可谓发人深省:
美国和墨西哥战争时,大卫·克拉克先生,曾经死守阿拉姆城,但他先疏散没有战斗力的老弱妇孺,然后征求“与城共存亡”的志愿军,经过一场惨烈的攻守战,全城被屠,跟睢阳之围的故事,中国家喻户晓一样,阿拉姆之围的故事,美国也家喻户晓。
然而,阿拉姆之围,可歌可泣,睢阳之围,我们没有歌,只有泣,那是已瘦成一把骨头的女人和孩子们,被暴官们宰杀时痛彻骨髓的哀泣。中国人没有生命的尊严,在恶君凶臣、强盗匪徒眼中,一文不值;就是在所谓圣君贤相、忠臣义士,以及高级知识分子眼中,也不过是使他成功的一种手段。每一思及,悲愤交集。
—— 《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五十三册《睢阳之围》
日本、德国都是二战的战败国,然而它们在战后,又都迅速从满目疮痍的国家一跃成为顶级经济强国。更令人称奇的是,它们都从最令人憎恶的法西斯国家,都变成了最受欢迎的民主国家。这里的“最受憎恶”,大概不会有什么异议,因为二战是国家数量占绝对优势的同盟国,针对德日意为首的少数轴心国的战斗,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征讨,说它们最受憎恶并不为过,那“最受欢迎”又何从说起?
衡量一个国家受欢迎程度,特别是在和平时期,护照指数大概是国际上最通用的,其中免签(VF)和落地签(VOA)综合数量是其核心指标,直接代表了一个国家被其它国家的接纳程度。免签和落地签意味着,对一个国家的制度理念、文明程度、操守信誉、经济水平等等的肯定,也就间接表达了对对方到来的欢迎。
亨氏护照指数(The Henley Passport Index),公认是最权威的护照指数,近三年排名如下(→访问源数据):
可见近三年,日本德国均居于全球前三甲,日本甚至稳居第一。
水稻、高粱、桑树等有一种常见的一种夜蛾科害虫,生物学名叫做双带夜蛾,古人称为螟蛉。
有一种与螟蛉关系密切的土蜂叫做蜾蠃。蜾蠃常常捕捉螟蛉的幼虫到自己的窝里,但并不吃它们。古人以为蜾蠃纯雄无雌,不能生殖后代,它们捕螟蛉的幼虫藏于窝中,是为抚育它们,经一段时间抚育后,螟蛉幼虫后就会转化成蜂蟲,破巢而飞,长成蜾蠃。
西汉扬雄在《法言.学行》中写道:“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裸,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大意是说,蜾蠃把螟蛉幼虫抓回泥窝中,并对它说:“像我,像我”,时间一久就会变成 的样子。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记载:“蜾蠃,细要土蜂也,天地之性,细要纯雄无子”;汉朝郑玄笺注《诗经》曰:“蒲卢取桑虫之子,负持而去,煦妪养之,以成其子”;晋朝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蜾裸,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七日而化为子”。
于是,古人就把“螟蛉”比喻为养子。
直到南朝,有一个叫陶景弘的药师通过仔细的观察,发现真相完全不是前人说的那样,随即揭开了一个惊人的秘密:蜾蠃并非只有 性,而是雌雄俱全,蜾蠃把螟蛉幼虫衔回窝中,根本不是为了抚育它们。他发现,雌性蜾蠃在产卵期,取泥球筑巢,后产卵于巢内,用丝把卵悬在巢内侧,再外出捕捉螟蛉,然后以蜂针刺其麻醉并封在巢中,作为自己幼虫的食物,通常一巢贮藏一、二十条螟蛉,一段时间后蜂卵孵化成幼虫,长成蜂后破巢飞出。
原来,蜾蠃与螟蛉根本不是抚育与养子的关系,而是捕食关系!
后来,更科学的发现揭示,蜾蠃是一种寄生蜂,它与螟蛉其实是一种拟寄生关系。所谓拟寄生关系,就是指寄生者总能导致寄主死亡的一种寄生方式。原来,蜾蠃用毒蜂针把螟蛉蛰成半死不活,使之既不能逃走,也不会立即死去,然后产卵于螟蛉体内,随后蜾蠃卵发育成幼虫,就以螟蛉身体为食,蜾蠃幼虫成长的过程,也就是螟蛉死去的过程。
在寄生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寄生者总能导致寄主死亡的方式,称为拟寄生。拟寄生现象在昆虫中极为普遍,凡是昆虫对昆虫的寄生都属于拟寄生,主要是寄生蝇和寄生蜂。蜾蠃与螟蛉之间的关系,就属于拟寄生。雌性成虫把卵产在寄主的体表(如寄生蝇)或体内(如寄生蜂),孵出的幼虫靠取食寄主的体液或组织为生。幼虫成熟后在寄主体内化蛹或从体内钻出在寄主体表结茧化蛹,同时伴随着寄主的死亡。拟寄生的物种是农林害虫的重要天敌,各种寄生蜂和寄生蝇常被用于进行生物防治,如用赤眼蜂防治玉米螟和松毛虫,用金小蜂防治棉红铃虫等。
第一次了解螟蛉之变的故事,是读《蘇俄在中國》,蒋公沿引孙中山先生所著《孙文学说》,提到这个故事: (更多…)
看过最压抑的一本书,就是《小脚与西服》,胜过余华的《活着》。作者张邦梅,是张幼仪亲弟弟张嘉铸的孙女,也就是张幼仪的亲侄孙女,这本书是她根据张幼仪口述写成的,应该说,关于中国近代著名的“第一婚案”,这是事实还原度最高的一本书。
与历史里描绘的诗人不一样,另一个面孔的徐志摩,陌生又瘆寒:
1.1920年,张幼仪独自一人前往英国投靠徐志摩,和徐志摩在沙士顿居住期间怀孕了,书里张幼仪回忆是这样的:
有天下午,我乘郭君出门时跟他说了大概。
徐志摩听了立刻说:“把孩子打掉。”
我这辈子绝没料到我会得到这种反应。就我所知打胎是有生命危险的,只有濒临绝境的女人(有了外遇,或者家人快要饿死、喂不饱另一张嘴),才会冒险打胎。
于是我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了。”
徐志摩冷冰冰地答道:“还有人因为火车事故死掉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说完没耐心地别过脸去。
“可是我要去哪里打胎?”我问。
他摇摇头说:“你会找到地方的,这种事在西方是家常便饭。” ……
——(《小脚与西服》时代出版 2011年9月第1版 P115)
这段火车事故的比方,是流传最广的,也是最没有人性的一句话。我们对一个陌生人尚不能冷酷如此,况枕边人乎?
2.徐志摩把怀孕的张幼仪抛弃在沙士顿,消失不见。孤独无援的张幼仪,只好写信求救于其在巴黎求学的二哥张君劢。后来和七弟从巴黎辗转到柏林,独自一个人医院里生下孩子,她是这样回忆这段经历的:
我怀胎的最后一个多月,是和七弟一起在柏林度过的。1922年2月24日,我生下第二个儿子。生产的时候,没人在我身边。虽然我希望我母亲会像她迎接阿欢那样待在医院,可是病房里就我孤零零一个人。七弟连看都没来看我,因为他认为产房的房间不是男人去的地方。
我在整个生产过程以及生产完毕之后,一句话都没说,帮我接生的德国医生用法文对我说,我是他见过最勇敢的病人。…我怀孕自始至终,一直没有徐志摩的消息,但是当我把儿子留在医院,拖着臃肿、胀痛、虚弱的身子回家以后,终于得到徐志摩的音讯。家里摆着一个有他笔迹的信封,看起来好像有人亲自送来,而不是邮局寄来的。七弟说那封信是吴经熊投到公寓的….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把信展开。信里是徐志摩那一手流畅、漂亮的字迹,诉说着无爱婚姻的不可忍。我的丈夫要和我离婚。他在信上说:
“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造社会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痛苦,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信中只字未提孩子,未提他在沙士顿撇下我的事,也未提我们父母希望我们团聚的事。我觉得徐志摩这番话说给我听的成分,少过说给大众或史学家听的成分,他说我们“前途无限”、“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是什么意思?我什么时候表现过这些潜力了?….——(《小脚与西服》时代出版 2011年9月第1版 P140)
抛下独自在异国的怀孕发妻,在其无一人照顾情况下,刚生产一个多星期就送来离婚信,而且在信里没有半句抛妻弃子的解释,却说出这一番“改造社会”之惊天动地、冠冕堂皇的话,徐志摩实属是人间极品无疑。
昨天,又看到一个亲戚,在转发“穷养儿子富养女”之类的文章,真是忍不住,说了几句。
这种下三滥的论调,不知道毒害了多少人,也不知道还要毒害多少家庭。
人的成长,能不断融入周遭,是一个不断具有同理心的过程:你累过,你才能体会到别人的不容易;你痛过,你才能体会到别人的痛楚;你尴尬过,就会避免让别人因你而受同样的境遇;你被欺骗过,你才知道有种可贵的品质叫做真诚。人是社会性动物,只能在融入群体中获得知识、力量和成就,也就是在和人交往中,得到机会、成长和回报。单打独斗从原始社会到今天,都是注定要被淘汰的。
能融入群体或社会,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具有同理心。我们能与一个人成为朋友,一定是他在某些方面或多方面比别人理解我们;我们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设计师,必定是能充分理解他人对美的感知;我们能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能有号召力,一定是比别人更深入了解团队成员深度需求。
同理心,也是我们今天热衷于说的“情商”的重要部分,同理心哪里来?只有从经历、历练中来。
人生下来就是一张白纸,所有的同理心,都是通过经历得到的。
鲁西西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这是一个洞察力很强的女生,分析问题总是很深入,说她冰雪聪明一点不为过。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曾有让人大跌眼镜的一面。她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男人真实的一面是什么样的呢?》,这样说她的一段经历:
“有一次,我和一个男人一起走。我在超市买了很多东西,很沉,他都替我拎了。他走到楼下,放下袋子,使劲甩着手,道:好累啊! 我闻言大吃一惊:你拎东西也会觉得累吗?他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当然会啊。
啊,请不要笑我白痴,我真的是活到这把年纪,才知道原来男人拎东西也会累。这是因为我父亲这样的男人,带给了我一种错觉。我从小到大没听过他抱怨过累或苦,无论他工作多辛苦,也无论他拎多么重的东西。这使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男人都是力大无穷的。
记忆中的父亲也从来不吃好吃的,总是把零食、水果等各种美味的东西让给我们,使我以为男人都不喜欢好吃的。”
—— 《愿你不为世界所累,活得更像自己》,鲁西西,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05版
聪明如她,尚不能体会父亲或其他男人的累、苦心,对美食的喜爱,更不用说一般智商的人了。同理心根本不是智商的结果,不是你聪明就感悟到的,而是由经历铸就的。
CGTN主持人刘欣,没错,就是那个大张旗鼓要和美国Fox电视台主播Trish Regan隔空论战,最后变成互致问候的刘欣,在“辩论”事件后的两个多月,2019年7月17日,发微博控诉下飞机时“用力取下行李箱”,但身边“一圈看上去健康的正常男士,没有一个抬头,没有一个伸手”,并表示“没有爱心的人是丑陋的,不管多有钱”。她大概已经习惯了,全世界都以她为中心的感觉,甚至连一声求助的话,都不屑于向周围的男人发出。
那些所谓的“富养”教育,什么都来得太容易,什么都觉得理所应当,从小就不知道他人的辛苦,不知道生活中的累和无奈,不知道别人的难处,什么场合都只顾及自己的感受,是最容易缺乏同理心的失败教育。
这样所谓“富养”的女儿,在家,学校、工作、婚姻中,都会是一种灾难:
——家里母亲生病了,还在抱怨妈妈为什么不给自己做好吃的;
——学校图书馆,又是脱鞋又是吃零食,丝毫不理会他人的感受;
——工作中,是受不了委屈的,动辄撂挑子不干了,绝不考虑会有什么后果。
——老公晚上十一点下班回家,她还在埋怨为什么不早点回来给她做饭;
没有人喜欢和自私的人交往、合作、谈恋爱、结婚走一生,缺乏同理心,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不自知的自私。
“穷养”教育,又是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物质上的过度匮乏,让心智未成熟的人产生深深的自卑,在小心翼翼、观言察色中长大,失去了一个人堂堂正正的自信本色,更是失去了很多成长的机会:一辈子不知道穿衣打扮,总是觉得吃一顿好的就是罪恶,不是过度的在乎他人的感受就是过度的冷漠,永远和人斤斤计较。。。
教育的本质是使得人格健全,人格健全从来不是简单“穷养”、“富养”能给的,无论男女,最重要的是在家庭能力范围内,给他们提供更多历练的机会:既要有痛的经历,也要有乐的经历,让他们在生活中,能感受酸甜苦辣,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不要过于自我又不能失去自我,具有方方面面的同理心。
下次要记住:
——有时父母也要挑最好的肉吃,让小孩去啃骨头,不要再有那种“妈妈喜欢吃鱼头”的辛酸故事;
——常让小孩去做做重活脏活累活,让他们知道父母的不容易,不要再出现那种“我以为爸爸不会累”的悲伤故事;
——给小孩买玩具,不要挑贵的,而是要多样化,让他们知道各种原来乐趣有很多种。
——既要有抠门的原则,又要有大气的潇洒。
——不要垫着脚尖、拼了老命送去“贵族学校”,与其争走独木桥,不妨多趟几道小河、多爬几座山。
——不管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人生总有缺憾,总有买不到买不起的,不是穷养富养能解决的,接受缺憾,自信成长、堂堂正正做人最重要。
。。。
父母的爱尽管是无私的,但每个人的一生,父母都只能陪着走过一小段路。在生命中的每个阶段,都有来来往往的人,我们只有作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具有广泛的同理心,才能很好地在每个阶段与人共舞,走的更稳、走的更远,收获更多。
若干年前,去五台山,一路上看到那些的朝圣者,从数百甚至数千公里赶来,三步一小拜五步一大拜,膝盖磨破甚至出血了,磕头磕得脑袋上都有显眼的印记,虔诚得让人觉得恐怖。
后来去了川藏线,更是刷新了眼界:被烈日晒得全身发黑甚至晕厥的,用鞋子当手套跪拜鞋子都磨见底的,饿的嗷嗷叫的幼儿,嘴唇干裂吐词不清的老妪。。。他们的共同点是,叩拜姿势紧贴地面,手尽力向前伸,唯恐显得不虔诚。
无论多少人称之为信仰,美化为勇气,咏作坚持,对不起,我看到的只有愚昧、愚蠢和贪惰,想到的只有宗教的罪恶。
邪恶的宗教和独裁政治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灌输单一的教化,打着信仰的旗号,来消灭人的自我意识。它们强调不容置疑的信条,排斥人的自主思考,把其它思想都视为异类,扼杀人的一切思维能动性和辨识力。它们的本质,都是把人变成利益集团的工具。
康德之所以是研究哲学绕不过的存在,是他开创性地指出,人之所以值得尊重,并不在于我们拥有自身,而是因为我们是理性的存在。理性赋予了人类以特殊的尊严,标识了人与动物的区别。所以,人应作为目的本身加以对待,而不是手段或工具。
没有了自我意识的人,本质上就是工具,用康德的哲学观点来说,和动物没什么区别。那些被宗教和独裁政治驯化的信徒,就是一群一呼百应的工具罢了。人一旦丧失自我意识,成为工具,盲目性、极端性和残忍性就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些就是宗教和独裁政治最喜欢的特质。
宗教的力量如此强大,促使我去探究其中的原因。读很多宗教史的书,看了各种神话人物的演变研究的文献,略读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方面的大量资料。
人之所以容易被宗教禁锢,一方面由于对自己能力的无力感,另一方面,由于人性本身不劳而获的自私和贪婪。
面对环境的无力感时,人就容易相信命运、相信牛鬼神蛇、相信超自然。不用说古代科技不发达,人容易被向愚昧低头,就说在现在,很多人,经过多次创业失败、经过几次情感挫折、经过身边人接二连三的背叛,都很容易怀疑人生,开始相信命运,低头认命。于是很多定义你人生的言论,很多制造焦虑的歪理学说,很多人为营造伟光正的伪论慢慢成为人生信条,不再愿意找方法寻出路,不再相信行动可以改变处境,开始任由命运的摆布,开始以修行之类的行为自我麻痹,甚至开始求神拜佛。
好逸恶劳是人性一个幽深的阴暗面,自私贪婪是相伴之的特性。多数宗教都设定了天堂、地狱的模式,利用人的自私,教化他们奉献一切当下的情感、物质、劳动来表虔诚,以期获得未来一劳永逸的天堂。极端的政治也往往用着一样的手段,马翁的共产主义,圈来了无数好逸恶劳的底层人,通过信息封锁,外加不断灌输洗脑,让他们为所谓的社会(共产)主义放弃生命、财产、自由甚至亲情人伦,用宗教的驯化手法不容置疑地叫他们相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质极大丰富,按需分配”的社会,在未来某个时刻就可以实现。借鉴邪恶宗教和政治的经验,所有圈利和诈骗,几乎都无例外运用人性这个弱点来达到目的,例如金融诈骗,传销等。
能做到保持理性、不失自我,一方面,要保持怀疑精神和批判性思维。另一方面,坚持多维输入,拒绝一切单一的思维教化。
波克定理告诉我们,只有通过质疑和争辩,才可能诞生最好的主意和最好的决定。没有一种学说,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一种理论,亘古适用。经得起争辩和怀疑的,才是值得采用的理论。那种,一怀疑就被视为异类,一质疑就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就是邪恶。没有一个人,是值得仰视的,只让你无限颂扬和崇拜,而不容怀疑和批评的,就是变相的宗教。
单一的意识教化,本质上就是迷信和精神洗脑。任何事物或思想,只有对比,才知道好坏;只有竞争,才知道优劣;只有思维的交锋,才会开启人的智慧。保持多维输入,才使人变得理性。
早在九十多年前,胡适就告诉了我们“不受人惑”的方法:
1.保持怀疑,不信任一切没有证据的东西。
2.把一切学说思想都看做待定的假说,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处处顾及到思想的后果。
正是胡适,前后花了十几年时间,除了在国内,还从日本、法国、英国和美国多方搜集资料,写了几十万字的关于道教、佛教在中国传播的研究文章,他“几乎把一部禅宗史改写”。读了他的论著,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位在美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接受现代科学思维训练、学贯中西的学者,并没有像其他海龟那样,先入为主地否认传统和宗教,而是充分研究后得到结论:
1.道教中的所谓圣书的《道藏》,便是一大套从头到尾,认真作假的伪书。道教中所谓的经一一那也是《道藏》中的主要成分,大部都是模仿佛经来故意伪作的,其中充满了惊人的迷信。极少学术价值。
2.我把整个佛教东传的时代,看成中国的‘印度化时代’。我认为这实在是‘中国文化发展上的’大不幸也!这也是我研究禅宗佛教的立场。我个人虽然了解也曾做过若干贡献。但对我一直所坚持的立场却不稍动摇:那就是禅宗佛教里百分之九十,甚或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一团胡说、造伪、诈骗、矫饰和装腔作势。我必须承认我对佛家思想的宗教和哲学两方面皆没有好感。事实上我对整个的印度思想——从远古时代,直到后来的大乘佛教,都缺少尊崇之心。我一直认为佛教在全中国自东汉到北宋千年的传播,对中国的国民生活是有害无益,而且为害至深且巨。—— 《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李敖在《播种者胡适》里这样说:“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以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肯定他的稳健与睿智。。。”
“在人生大节上,胡适有他自己的新“儒行篇”,他自始至今不信权威、不信教条、不信圣人之言、不信“旧道德的死尸”、不信两千年前空洞的旧经典能解决二十世纪复杂的新问题。在这生化转变的大世界里,日新月异的新时代里,胡适始终在变化的环境里维持他的人格、观点和气焰。。。”
诚然李敖也不是什么好鸟,但他这些话说的还是很中肯的。
这就是,始终能保持理性、客观且独立的胡适,一直秉持着他“不受人惑”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