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背后的人间炼狱
唐安史之乱期间，真源县县令张巡组军死守睢阳，被围八个多月，等不来援军，城中粮尽，开始杀马，捉老鼠，网麻雀，吃树皮、弓弩等，最后发展到已无物可食。为了显示对朝廷效忠的决心，他依然拒不投降，并当众杀掉自己的妾，予部下食用。在这种疯狂示范下，副将许远杀掉自己的奴仆，供军饷食。此恶一开，守军就以杀城内百姓为军粮，先杀完妇女，然后杀老弱，最后杀男丁，前后杀了三万多人做军粮。
巡出爱妾曰：”诸君经年乏食，而忠义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众，宁惜一妾而坐视士饥？”，乃杀以大飧，坐者皆泣。巡疆令食之。远亦杀奴僮以哺卒，至罗雀掘鼠，煮铠弩以食。……被围久，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二 中列传第一百一十七忠义 中张巡》
最后，睢阳城还是被攻破，张巡被燕军处死。为平定安史之乱立下汗马功劳的张巡，被树为忠勇志士，受到朝廷的大加赞赏，追赠扬州大都督，封邓国公。包括唐及其后各朝代的正史，无不把他置于“忠义”之列，以颂扬其忠君爱国之举。后来的知名文人武士，包括王安石、韩愈、岳飞、陆游、文天祥等均撰有赞颂张巡诗文。直至今天，无论是各种著述，还是网上的三教九流，依然普遍高唱赞歌，颂之为英雄烈士，河南商丘更是重建了“张巡祠”，并指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这种高歌论调在愚民政策与洗脑教育的环境下，无疑大有市场。本来对向敌人的屠刀，毫不犹豫地刺向自己的爱人和父老姐妹，在高亢狂热的“忠义”名义下，把他们活活变成人肉鲜羹。如果是说在那个愚忠极权的年代，勉强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在鼓吹这种丧失人伦的“忠勇”行为，就是匪夷所思的人性泯灭了。
不要说那是被杀者的自愿，难道那三万多人都排着队、心甘情愿被杀？难道他们看着自己父母、爱人、兄妹、儿女先后一个个被活杀烹煮，没有愤怒的哀嚎和反抗？那个在张巡看来“岂能可惜一妇人？”、不值得一提的小妾，怎可能心甘情愿被一个视自己为工具的恶棍屠宰分食？无论是司马光，还是后来专制皇权下的文武墨客们，包括今天高唱颂歌者，无疑都刻意回避了这些问题。实则，无论妻妾奴仆还是城中民众，不过都是在这些朝廷恶犬武力裹挟下，处于极度恐惧和饥饿，绝望到无力反抗而已，经过官方宣传机器和御用文人的渲染，成了心甘情愿的牺牲奉献。对于百姓草民而言，无论朝代如何变化，都不过是奴隶换了个主人而已，他们怎可能情愿让自己和亲人活活变成人肉汤羹，怎会有如此丧心病狂的动力来维护统治阶级？
也不要说，这些都是必要的牺牲。这只不过在自我拔高的道德感下，打着大义的名号，不择手段地用他人的牺牲来装点自己的高尚，用底层和弱者的血肉来显示自己的忠贞，以无底线践踏他人的尊严和生命的方式向上邀功、攫取名利罢了。燕军目标是腐败没落的李唐朝廷，与城内百姓没有半毛瓜葛，更没有任何理由和动机去屠杀百姓。事实也显示，周边已被燕军占领的郡县，并没有发生屠戮百姓的行为。历代朝廷之所以极力推崇这种无人性的忠诚，无非是培养大量无脑韭菜为其专制统治的延续卖命而已。
柏杨在其白话版《资治通鉴》中，对睢阳之围有着与司马光完全不一样的思考，可谓发人深省：
美国和墨西哥战争时，大卫·克拉克先生，曾经死守阿拉姆城，但他先疏散没有战斗力的老弱妇孺，然后征求“与城共存亡”的志愿军，经过一场惨烈的攻守战，全城被屠，跟睢阳之围的故事，中国家喻户晓一样，阿拉姆之围的故事，美国也家喻户晓。
然而，阿拉姆之围，可歌可泣，睢阳之围，我们没有歌，只有泣，那是已瘦成一把骨头的女人和孩子们，被暴官们宰杀时痛彻骨髓的哀泣。中国人没有生命的尊严，在恶君凶臣、强盗匪徒眼中，一文不值；就是在所谓圣君贤相、忠臣义士，以及高级知识分子眼中，也不过是使他成功的一种手段。每一思及，悲愤交集。
—— 《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五十三册《睢阳之围》
日本、德国都是二战的战败国，然而它们在战后，又都迅速从满目疮痍的国家一跃成为顶级经济强国。更令人称奇的是，它们都从最令人憎恶的法西斯国家，都变成了最受欢迎的民主国家。这里的“最受憎恶”，大概不会有什么异议，因为二战是国家数量占绝对优势的同盟国，针对德日意为首的少数轴心国的战斗，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征讨，说它们最受憎恶并不为过，那“最受欢迎”又何从说起？
衡量一个国家受欢迎程度，特别是在和平时期，护照指数大概是国际上最通用的，其中免签（VF）和落地签（VOA）综合数量是其核心指标，直接代表了一个国家被其它国家的接纳程度。免签和落地签意味着，对一个国家的制度理念、文明程度、操守信誉、经济水平等等的肯定，也就间接表达了对对方到来的欢迎。
亨氏护照指数（The Henley Passport Index），公认是最权威的护照指数，近三年排名如下(→访问源数据)：
可见近三年，日本德国均居于全球前三甲，日本甚至稳居第一。
水稻、高粱、桑树等有一种常见的一种夜蛾科害虫，生物学名叫做双带夜蛾，古人称为螟蛉。
有一种与螟蛉关系密切的土蜂叫做蜾蠃。蜾蠃常常捕捉螟蛉的幼虫到自己的窝里，但并不吃它们。古人以为蜾蠃纯雄无雌，不能生殖后代，它们捕螟蛉的幼虫藏于窝中，是为抚育它们，经一段时间抚育后，螟蛉幼虫后就会转化成蜂蟲，破巢而飞，长成蜾蠃。
西汉扬雄在《法言．学行》中写道：“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裸，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大意是说，蜾蠃把螟蛉幼虫抓回泥窝中，并对它说：“像我，像我”，时间一久就会变成的样子。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记载：“蜾蠃，细要土蜂也，天地之性，细要纯雄无子”；汉朝郑玄笺注《诗经》曰：“蒲卢取桑虫之子，负持而去，煦妪养之，以成其子”；晋朝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蜾裸，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七日而化为子”。
于是，古人就把“螟蛉”比喻为养子。
直到南朝，有一个叫陶景弘的药师通过仔细的观察，发现真相完全不是前人说的那样，随即揭开了一个惊人的秘密：蜾蠃并非只有性，而是雌雄俱全，蜾蠃把螟蛉幼虫衔回窝中，根本不是为了抚育它们。他发现，雌性蜾蠃在产卵期，取泥球筑巢，后产卵于巢内，用丝把卵悬在巢内侧，再外出捕捉螟蛉，然后以蜂针刺其麻醉并封在巢中，作为自己幼虫的食物，通常一巢贮藏一、二十条螟蛉，一段时间后蜂卵孵化成幼虫，长成蜂后破巢飞出。
原来，蜾蠃与螟蛉根本不是抚育与养子的关系，而是捕食关系！
后来，更科学的发现揭示，蜾蠃是一种寄生蜂，它与螟蛉其实是一种拟寄生关系。所谓拟寄生关系，就是指寄生者总能导致寄主死亡的一种寄生方式。原来，蜾蠃用毒蜂针把螟蛉蛰成半死不活，使之既不能逃走，也不会立即死去，然后产卵于螟蛉体内，随后蜾蠃卵发育成幼虫，就以螟蛉身体为食，蜾蠃幼虫成长的过程，也就是螟蛉死去的过程。
在寄生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寄生者总能导致寄主死亡的方式，称为拟寄生。拟寄生现象在昆虫中极为普遍，凡是昆虫对昆虫的寄生都属于拟寄生，主要是寄生蝇和寄生蜂。蜾蠃与螟蛉之间的关系，就属于拟寄生。雌性成虫把卵产在寄主的体表（如寄生蝇）或体内（如寄生蜂），孵出的幼虫靠取食寄主的体液或组织为生。幼虫成熟后在寄主体内化蛹或从体内钻出在寄主体表结茧化蛹，同时伴随着寄主的死亡。拟寄生的物种是农林害虫的重要天敌，各种寄生蜂和寄生蝇常被用于进行生物防治，如用赤眼蜂防治玉米螟和松毛虫，用金小蜂防治棉红铃虫等。
第一次了解螟蛉之变的故事，是读《蘇俄在中國》，蒋公沿引孙中山先生所著《孙文学说》，提到这个故事： （更多…）
看过最压抑的一本书，就是《小脚与西服》，胜过余华的《活着》。作者张邦梅，是张幼仪亲弟弟张嘉铸的孙女，也就是张幼仪的亲侄孙女，这本书是她根据张幼仪口述写成的，应该说，关于中国近代著名的“第一婚案”，这是事实还原度最高的一本书。
与历史里描绘的诗人不一样，另一个面孔的徐志摩，陌生又瘆寒：
1.1920年，张幼仪独自一人前往英国投靠徐志摩，和徐志摩在沙士顿居住期间怀孕了，书里张幼仪回忆是这样的：
有天下午，我乘郭君出门时跟他说了大概。
徐志摩听了立刻说：“把孩子打掉。”
我这辈子绝没料到我会得到这种反应。就我所知打胎是有生命危险的，只有濒临绝境的女人（有了外遇，或者家人快要饿死、喂不饱另一张嘴），才会冒险打胎。
于是我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了。”
徐志摩冷冰冰地答道：“还有人因为火车事故死掉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说完没耐心地别过脸去。
“可是我要去哪里打胎？”我问。
他摇摇头说：“你会找到地方的，这种事在西方是家常便饭。” ……
——（《小脚与西服》时代出版 2011年9月第1版 P115）
这段火车事故的比方，是流传最广的，也是最没有人性的一句话。我们对一个陌生人尚不能冷酷如此，况枕边人乎？
2.徐志摩把怀孕的张幼仪抛弃在沙士顿，消失不见。孤独无援的张幼仪，只好写信求救于其在巴黎求学的二哥张君劢。后来和七弟从巴黎辗转到柏林，独自一个人医院里生下孩子，她是这样回忆这段经历的：
我怀胎的最后一个多月，是和七弟一起在柏林度过的。1922年2月24日，我生下第二个儿子。生产的时候，没人在我身边。虽然我希望我母亲会像她迎接阿欢那样待在医院，可是病房里就我孤零零一个人。七弟连看都没来看我，因为他认为产房的房间不是男人去的地方。
我在整个生产过程以及生产完毕之后，一句话都没说，帮我接生的德国医生用法文对我说，我是他见过最勇敢的病人。…我怀孕自始至终，一直没有徐志摩的消息，但是当我把儿子留在医院，拖着臃肿、胀痛、虚弱的身子回家以后，终于得到徐志摩的音讯。家里摆着一个有他笔迹的信封，看起来好像有人亲自送来，而不是邮局寄来的。七弟说那封信是吴经熊投到公寓的….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把信展开。信里是徐志摩那一手流畅、漂亮的字迹，诉说着无爱婚姻的不可忍。我的丈夫要和我离婚。他在信上说：
“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造社会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痛苦，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信中只字未提孩子，未提他在沙士顿撇下我的事，也未提我们父母希望我们团聚的事。我觉得徐志摩这番话说给我听的成分，少过说给大众或史学家听的成分，他说我们“前途无限”、“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是什么意思？我什么时候表现过这些潜力了？….——（《小脚与西服》时代出版 2011年9月第1版 P140）
抛下独自在异国的怀孕发妻，在其无一人照顾情况下，刚生产一个多星期就送来离婚信，而且在信里没有半句抛妻弃子的解释，却说出这一番“改造社会”之惊天动地、冠冕堂皇的话，徐志摩实属是人间极品无疑。
昨天，又看到一个亲戚，在转发“穷养儿子富养女”之类的文章，真是忍不住，说了几句。
这种下三滥的论调，不知道毒害了多少人，也不知道还要毒害多少家庭。
人的成长，能不断融入周遭，是一个不断具有同理心的过程：你累过，你才能体会到别人的不容易；你痛过，你才能体会到别人的痛楚；你尴尬过，就会避免让别人因你而受同样的境遇；你被欺骗过，你才知道有种可贵的品质叫做真诚。人是社会性动物，只能在融入群体中获得知识、力量和成就，也就是在和人交往中，得到机会、成长和回报。单打独斗从原始社会到今天，都是注定要被淘汰的。
能融入群体或社会，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具有同理心。我们能与一个人成为朋友，一定是他在某些方面或多方面比别人理解我们；我们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设计师，必定是能充分理解他人对美的感知；我们能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能有号召力，一定是比别人更深入了解团队成员深度需求。
同理心，也是我们今天热衷于说的“情商”的重要部分，同理心哪里来？只有从经历、历练中来。
人生下来就是一张白纸，所有的同理心，都是通过经历得到的。
鲁西西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这是一个洞察力很强的女生，分析问题总是很深入，说她冰雪聪明一点不为过。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曾有让人大跌眼镜的一面。她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男人真实的一面是什么样的呢？》，这样说她的一段经历：
“有一次，我和一个男人一起走。我在超市买了很多东西，很沉，他都替我拎了。他走到楼下，放下袋子，使劲甩着手，道：好累啊! 我闻言大吃一惊：你拎东西也会觉得累吗？他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当然会啊。
啊，请不要笑我白痴，我真的是活到这把年纪，才知道原来男人拎东西也会累。这是因为我父亲这样的男人，带给了我一种错觉。我从小到大没听过他抱怨过累或苦，无论他工作多辛苦，也无论他拎多么重的东西。这使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男人都是力大无穷的。
记忆中的父亲也从来不吃好吃的，总是把零食、水果等各种美味的东西让给我们，使我以为男人都不喜欢好吃的。”
—— 《愿你不为世界所累，活得更像自己》，鲁西西，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05版
聪明如她，尚不能体会父亲或其他男人的累、苦心，对美食的喜爱，更不用说一般智商的人了。同理心根本不是智商的结果，不是你聪明就感悟到的，而是由经历铸就的。
CGTN主持人刘欣，没错，就是那个大张旗鼓要和美国Fox电视台主播Trish Regan隔空论战，最后变成互致问候的刘欣，在“辩论”事件后的两个多月，2019年7月17日，发微博控诉下飞机时“用力取下行李箱”，但身边“一圈看上去健康的正常男士，没有一个抬头，没有一个伸手”，并表示“没有爱心的人是丑陋的，不管多有钱”。她大概已经习惯了，全世界都以她为中心的感觉，甚至连一声求助的话，都不屑于向周围的男人发出。
那些所谓的“富养”教育，什么都来得太容易，什么都觉得理所应当，从小就不知道他人的辛苦，不知道生活中的累和无奈，不知道别人的难处，什么场合都只顾及自己的感受，是最容易缺乏同理心的失败教育。
这样所谓“富养”的女儿，在家，学校、工作、婚姻中，都会是一种灾难：
——家里母亲生病了，还在抱怨妈妈为什么不给自己做好吃的；
——学校图书馆，又是脱鞋又是吃零食，丝毫不理会他人的感受；
——工作中，是受不了委屈的，动辄撂挑子不干了，绝不考虑会有什么后果。
——老公晚上十一点下班回家，她还在埋怨为什么不早点回来给她做饭；
没有人喜欢和自私的人交往、合作、谈恋爱、结婚走一生，缺乏同理心，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不自知的自私。
“穷养”教育，又是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物质上的过度匮乏，让心智未成熟的人产生深深的自卑，在小心翼翼、观言察色中长大，失去了一个人堂堂正正的自信本色，更是失去了很多成长的机会：一辈子不知道穿衣打扮，总是觉得吃一顿好的就是罪恶，不是过度的在乎他人的感受就是过度的冷漠，永远和人斤斤计较。。。
教育的本质是使得人格健全，人格健全从来不是简单“穷养”、“富养”能给的，无论男女，最重要的是在家庭能力范围内，给他们提供更多历练的机会：既要有痛的经历，也要有乐的经历，让他们在生活中，能感受酸甜苦辣，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不要过于自我又不能失去自我，具有方方面面的同理心。
下次要记住：
——有时父母也要挑最好的肉吃，让小孩去啃骨头，不要再有那种“妈妈喜欢吃鱼头”的辛酸故事；
——常让小孩去做做重活脏活累活，让他们知道父母的不容易，不要再出现那种“我以为爸爸不会累”的悲伤故事；
——给小孩买玩具，不要挑贵的，而是要多样化，让他们知道各种原来乐趣有很多种。
——既要有抠门的原则，又要有大气的潇洒。
——不要垫着脚尖、拼了老命送去“贵族学校”，与其争走独木桥，不妨多趟几道小河、多爬几座山。
——不管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人生总有缺憾，总有买不到买不起的，不是穷养富养能解决的，接受缺憾，自信成长、堂堂正正做人最重要。
。。。
父母的爱尽管是无私的，但每个人的一生，父母都只能陪着走过一小段路。在生命中的每个阶段，都有来来往往的人，我们只有作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具有广泛的同理心，才能很好地在每个阶段与人共舞，走的更稳、走的更远，收获更多。
若干年前，去五台山，一路上看到那些的朝圣者，从数百甚至数千公里赶来，三步一小拜五步一大拜，膝盖磨破甚至出血了，磕头磕得脑袋上都有显眼的印记，虔诚得让人觉得恐怖。
后来去了川藏线，更是刷新了眼界：被烈日晒得全身发黑甚至晕厥的，用鞋子当手套跪拜鞋子都磨见底的，饿的嗷嗷叫的幼儿，嘴唇干裂吐词不清的老妪。。。他们的共同点是，叩拜姿势紧贴地面，手尽力向前伸，唯恐显得不虔诚。
无论多少人称之为信仰，美化为勇气，咏作坚持，对不起，我看到的只有愚昧、愚蠢和贪惰，想到的只有宗教的罪恶。
邪恶的宗教和独裁政治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灌输单一的教化，打着信仰的旗号，来消灭人的自我意识。它们强调不容置疑的信条，排斥人的自主思考，把其它思想都视为异类，扼杀人的一切思维能动性和辨识力。它们的本质，都是把人变成利益集团的工具。
康德之所以是研究哲学绕不过的存在，是他开创性地指出，人之所以值得尊重，并不在于我们拥有自身，而是因为我们是理性的存在。理性赋予了人类以特殊的尊严，标识了人与动物的区别。所以，人应作为目的本身加以对待，而不是手段或工具。
没有了自我意识的人，本质上就是工具，用康德的哲学观点来说，和动物没什么区别。那些被宗教和独裁政治驯化的信徒，就是一群一呼百应的工具罢了。人一旦丧失自我意识，成为工具，盲目性、极端性和残忍性就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些就是宗教和独裁政治最喜欢的特质。
宗教的力量如此强大，促使我去探究其中的原因。读很多宗教史的书，看了各种神话人物的演变研究的文献，略读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方面的大量资料。
人之所以容易被宗教禁锢，一方面由于对自己能力的无力感，另一方面，由于人性本身不劳而获的自私和贪婪。
面对环境的无力感时，人就容易相信命运、相信牛鬼神蛇、相信超自然。不用说古代科技不发达，人容易被向愚昧低头，就说在现在，很多人，经过多次创业失败、经过几次情感挫折、经过身边人接二连三的背叛，都很容易怀疑人生，开始相信命运，低头认命。于是很多定义你人生的言论，很多制造焦虑的歪理学说，很多人为营造伟光正的伪论慢慢成为人生信条，不再愿意找方法寻出路，不再相信行动可以改变处境，开始任由命运的摆布，开始以修行之类的行为自我麻痹，甚至开始求神拜佛。
好逸恶劳是人性一个幽深的阴暗面，自私贪婪是相伴之的特性。多数宗教都设定了天堂、地狱的模式，利用人的自私，教化他们奉献一切当下的情感、物质、劳动来表虔诚，以期获得未来一劳永逸的天堂。极端的政治也往往用着一样的手段，马翁的共产主义，圈来了无数好逸恶劳的底层人，通过信息封锁，外加不断灌输洗脑，让他们为所谓的社会（共产）主义放弃生命、财产、自由甚至亲情人伦，用宗教的驯化手法不容置疑地叫他们相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质极大丰富，按需分配”的社会，在未来某个时刻就可以实现。借鉴邪恶宗教和政治的经验，所有圈利和诈骗，几乎都无例外运用人性这个弱点来达到目的，例如金融诈骗，传销等。
能做到保持理性、不失自我，一方面，要保持怀疑精神和批判性思维。另一方面，坚持多维输入，拒绝一切单一的思维教化。
波克定理告诉我们，只有通过质疑和争辩,才可能诞生最好的主意和最好的决定。没有一种学说，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一种理论，亘古适用。经得起争辩和怀疑的，才是值得采用的理论。那种，一怀疑就被视为异类，一质疑就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就是邪恶。没有一个人，是值得仰视的，只让你无限颂扬和崇拜，而不容怀疑和批评的，就是变相的宗教。
单一的意识教化，本质上就是迷信和精神洗脑。任何事物或思想，只有对比，才知道好坏；只有竞争，才知道优劣；只有思维的交锋，才会开启人的智慧。保持多维输入，才使人变得理性。
早在九十多年前，胡适就告诉了我们“不受人惑”的方法：
1.保持怀疑，不信任一切没有证据的东西。
2.把一切学说思想都看做待定的假说，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处处顾及到思想的后果。
正是胡适，前后花了十几年时间，除了在国内，还从日本、法国、英国和美国多方搜集资料，写了几十万字的关于道教、佛教在中国传播的研究文章，他“几乎把一部禅宗史改写”。读了他的论著，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位在美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接受现代科学思维训练、学贯中西的学者，并没有像其他海龟那样，先入为主地否认传统和宗教，而是充分研究后得到结论：
1.道教中的所谓圣书的《道藏》，便是一大套从头到尾，认真作假的伪书。道教中所谓的经一一那也是《道藏》中的主要成分，大部都是模仿佛经来故意伪作的，其中充满了惊人的迷信。极少学术价值。
2.我把整个佛教东传的时代，看成中国的‘印度化时代’。我认为这实在是‘中国文化发展上的’大不幸也！这也是我研究禅宗佛教的立场。我个人虽然了解也曾做过若干贡献。但对我一直所坚持的立场却不稍动摇：那就是禅宗佛教里百分之九十，甚或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一团胡说、造伪、诈骗、矫饰和装腔作势。我必须承认我对佛家思想的宗教和哲学两方面皆没有好感。事实上我对整个的印度思想——从远古时代，直到后来的大乘佛教，都缺少尊崇之心。我一直认为佛教在全中国自东汉到北宋千年的传播，对中国的国民生活是有害无益，而且为害至深且巨。—— 《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李敖在《播种者胡适》里这样说：“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以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肯定他的稳健与睿智。。。”
“在人生大节上，胡适有他自己的新“儒行篇”，他自始至今不信权威、不信教条、不信圣人之言、不信“旧道德的死尸”、不信两千年前空洞的旧经典能解决二十世纪复杂的新问题。在这生化转变的大世界里，日新月异的新时代里，胡适始终在变化的环境里维持他的人格、观点和气焰。。。”
诚然李敖也不是什么好鸟，但他这些话说的还是很中肯的。
这就是，始终能保持理性、客观且独立的胡适，一直秉持着他“不受人惑”的方法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