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背后的人间炼狱
唐安史之乱期间，真源县县令张巡组军死守睢阳，被围八个多月，等不来援军，城中粮尽，开始杀马，捉老鼠，网麻雀，吃树皮、弓弩等，最后发展到已无物可食。为了显示对朝廷效忠的决心，他依然拒不投降，并当众杀掉自己的妾，予部下食用。在这种疯狂示范下，副将许远杀掉自己的奴仆，供军饷食。此恶一开，守军就以杀城内百姓为军粮，先杀完妇女，然后杀老弱，最后杀男丁，前后杀了三万多人做军粮。
巡出爱妾曰：”诸君经年乏食，而忠义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众，宁惜一妾而坐视士饥？”，乃杀以大飧，坐者皆泣。巡疆令食之。远亦杀奴僮以哺卒，至罗雀掘鼠，煮铠弩以食。……被围久，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二 中列传第一百一十七忠义 中张巡》
最后，睢阳城还是被攻破，张巡被燕军处死。为平定安史之乱立下汗马功劳的张巡，被树为忠勇志士，受到朝廷的大加赞赏，追赠扬州大都督，封邓国公。包括唐及其后各朝代的正史，无不把他置于“忠义”之列，以颂扬其忠君爱国之举。后来的知名文人武士，包括王安石、韩愈、岳飞、陆游、文天祥等均撰有赞颂张巡诗文。直至今天，无论是各种著述，还是网上的三教九流，依然普遍高唱赞歌，颂之为英雄烈士，河南商丘更是重建了“张巡祠”，并指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这种高歌论调在愚民政策与洗脑教育的环境下，无疑大有市场。本来对向敌人的屠刀，毫不犹豫地刺向自己的爱人和父老姐妹，在高亢狂热的“忠义”名义下，把他们活活变成人肉鲜羹。如果是说在那个愚忠极权的年代，勉强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在鼓吹这种丧尽人伦的“忠勇”行为，就是匪夷所思的人性泯灭了。
不要说那是被杀者的自愿，难道那三万多人都排着队、心甘情愿被杀？难道他们看着自己父母、爱人、兄妹、儿女先后一个个被活杀烹煮，没有愤怒的哀嚎和反抗？那个在张巡看来“岂能可惜一妇人？”、不值得一提的小妾，怎可能心甘情愿被一个视自己为工具的恶棍屠宰分食？无论是司马光，还是后来专制皇权下的文武墨客们，包括今天高唱颂歌者，无疑都刻意回避了这些问题。实则，无论妻妾奴仆还是城中民众，不过都是在这些朝廷恶犬武力裹挟下，处于极度恐惧和饥饿，绝望到无力反抗而已，经过官方宣传机器和御用文人的渲染，成了心甘情愿的牺牲奉献。对于百姓草民而言，无论朝代如何变化，都不过是奴隶换了个主人而已，他们怎可能情愿让自己和亲人活活变成人肉汤羹，怎会有如此丧心病狂的动力来维护统治阶级？
也不要说，这些都是必要的牺牲。这只不过在自我拔高的道德感下，打着大义的名号，不择手段地用他人的牺牲来装点自己的高尚，用底层和弱者的血肉来显示自己的忠贞，以无底线践踏他人的尊严和生命的方式向上邀功、攫取名利罢了。燕军目标是腐败没落的李唐朝廷，与城内百姓没有半毛瓜葛，更没有任何理由和动机去屠杀百姓。事实也显示，周边已被燕军占领的郡县，并没有发生屠戮百姓的行为。历代朝廷之所以极力推崇这种无人性的忠诚，无非是培养大量无脑韭菜为其专制统治的延续卖命而已。
柏杨在其白话版《资治通鉴》中，对睢阳之围有着与司马光完全不一样的思考，可谓发人深省：
美国和墨西哥战争时，大卫·克拉克先生，曾经死守阿拉姆城，但他先疏散没有战斗力的老弱妇孺，然后征求“与城共存亡”的志愿军，经过一场惨烈的攻守战，全城被屠，跟睢阳之围的故事，中国家喻户晓一样，阿拉姆之围的故事，美国也家喻户晓。
然而，阿拉姆之围，可歌可泣，睢阳之围，我们没有歌，只有泣，那是已瘦成一把骨头的女人和孩子们，被暴官们宰杀时痛彻骨髓的哀泣。中国人没有生命的尊严，在恶君凶臣、强盗匪徒眼中，一文不值；就是在所谓圣君贤相、忠臣义士，以及高级知识分子眼中，也不过是使他成功的一种手段。每一思及，悲愤交集。
—— 《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五十三册《睢阳之围》
狂热愚教下的人伦之殇：告发母亲，弑母狼子的追悔
1970年4月11日，安徽固镇县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方忠谋被当局枪决于郊外，罪名是“反革命”。
而导致方忠谋被处决的关键，正是她儿子张红兵和丈夫张月升的揭发举报。
1970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八，方忠谋在家里，吃完饭与家人闲聊时，批评毛以及对其的个人崇拜。她的话旋即引起她那“根正苗红”的儿子、大院里最积极的红卫兵张铁夫（当时已改名张红兵）的强烈反弹。张红兵当场指责母亲“贬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并“立即投入对母亲的批判斗争”，表示他与母亲现在已经是“阶级敌人”，当即与她划清界限。
而方忠谋的丈夫张月升，在与妻子划清界限的同时，则带着材料去军方举报——“揭发方忠谋的’反革命行径’”。张红兵还怕父亲还留恋夫妻之情，不是真的去举报，自己又写了一封检举信，并包上平日佩戴的红卫兵胸章，走出家门，把信塞进了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的宿舍门缝里，张红兵原话是：“就是向军代表报案，把母亲抓起来。从幼儿园到小学所受到的教育，就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我当时非常震惊，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变了，不是一个母亲了，而是阶级敌人。我立即投入对母亲的批判斗争。
这时候父亲就表态说，从现在起我们坚决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放的毒全部都给我写出来。母亲写完一张纸，我父亲就拿着出了家门，说要去检举。我担心父亲可能考虑其他因素，比如和母亲的感情，比如整个家庭要照顾。为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我写了封检举信，和我的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军代表宿舍的门缝。
—— 新京报2013年08月07日 《
而他们的举报，直接将方忠谋送上了死亡之路。军警很快上门将“反革命”的方忠谋捆走，两个多月后的1970年4月11日，在万人宣判大会之后，方忠谋被押送郊外枪决，她是固镇县在文革中第一个被处死的“反革命”。
新京报：举报母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后果？
张红兵：想到了。父亲举报回来后，就问母亲：枪毙你不亏吧？你就要埋葬在固镇了。在我亲笔写的检举揭发材料的最后，我写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我知道我和父亲这么做，意味着母亲会死亡。
…
当时心里很乱。不过想得最多的，不是后悔，而是觉得家里出现了一场阶级斗争，我和父亲站稳了立场，我们的政治表现经得起考验。那时候大家都被裹挟在一种氛围里，想跑也跑不了。我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彻底地、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
后来，固镇县教育革命展览中，还有一块展板是《大义灭亲的中学生张红兵和反革命母亲坚决斗争的英勇事迹》。
—— 新京报2013年08月07日 《
因为“大义灭亲”，张红兵被树立为革命典型，在母亲的批判大会上做演讲，他的“革命事迹”还被创作成漫画在县展览馆展出。张家父子一时风光无两，然而小县城里很多百姓，却对他们出卖亲人的行为，暗地里指指戳戳。
——凤凰卫视2016年5月31日《冷暖人生》：《
多年后，张红兵才醒悟：那些虚幻出来的崇高是“杀人不见血的锋利刀子”，“世界上最伟大是母爱，最崇高的是人性”；他才明白，自己母亲原来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在那个愚昧而泯灭人性的时代中，她是极少数没有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
张红兵还说：“只是在自己和亲人们经历过无数的艰难和坎坷，付出了一次又一次血和泪的代价，并且在我自己娶妻生子之后，原本不懂任何人情世故的我才大彻大悟了：什么虚幻的景象，动听的说教，人造的偶像，神圣的祭坛……全是愚弄别人、自欺欺人的骗人鬼话，是毒害青少年和儿童的精神鸦片，是杀人不见血的锋利刀子！不管是谁，永远都离不开自然规律——吃饭、穿衣，生老病死；世界上最伟大是母爱，最崇高的是人性！” —— 新民周刊《
文明的国度：他们坚守的是什么
桑德尔在《公正——该如何做是好》（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Michael J. Sandel）一书也即哈佛公开课中，对自由、正义、公正、道德等诸多方面做了广泛探讨，举了大量引人深思的例子，《拒林肯总统任命的李将军》和《兄弟的守护者：伯格兄弟》就是其中之二：
——桑德尔举例之一：Robert E. Lee：
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解释做这个决定的原因：
尽管我对联邦很忠诚，可我还是不能，举起拳头来打我的亲友、我的孩子、我的家乡……如果联邦解散了，政府瓦解了，我会回到家乡，与乡亲们共担苦难。只有在需要保护家乡的时候，我才会拔出利剑。
With all my devotion to the Union, I have not been able to make up my mind to raise my hand against my relatives, my children, my home . . . If the Union is dissolved, and the Government disrupted, I shall return to my native State and share the miseries of my people. Save in her
在李将军看来，家比国(联邦)重要，亲情比与政治正确（统一）重要。李将军后来虽然战败，但依然深受美国人爱戴，没有人把他当做叛国者，到了今天，他依然被美国人尊为史上最伟大的将军之一。
——桑德尔举例之二：Brothers’ keepers : The Bulger brothers
而他哥哥詹姆斯，则中学辍学，整日流荡街头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后来发展到抢劫银行被捕入狱。出狱后在更是组织了黑帮组织：冬山帮（Winter Hill Gang），从事谋杀、敲诈、洗钱、贩毒及走私军火等非法勾当。1995年开始，被FBI列入十大通缉犯名单之中，悬赏金仅次于本·拉登。
尽管威廉·伯格与他的哥哥通过多次电话，但是他却声称自己并不知道哥哥的下落，并拒绝协助警方调查。2001年,当威廉在陪审团面前作证时，一名联邦检察官对他施压，要求他提供哥哥的消息，遭到他回绝。
法官当庭质问：“想清楚了，难道你对哥哥的忠诚，胜过马萨诸塞州人民吗？”
“So just to be clear, you felt more loyalty to your brother than you did to the people of the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 ”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威廉回答说，“但是我确实需要对我哥哥忠诚，我在乎他….我不愿意帮助任何与他对立的人……我没有义务帮助任何人去抓他。”
“I never thought about it that way”，Bulger replied. “But I do have an honest loyalty to my brother, and I care about him . . . It’s my hope that I’m never helpful to anyone against him . . . I don’t have an obligation to help everyone catch him.”
桑德尔教授在书中写到：“在大多数情况下,公正之事就是帮助人们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家庭的忠诚能够凌驾于这一义务之上吗? 威廉·伯格显然是这样认为的”。
Under most circumstances, the right thing to do is to help bring a murder suspect to justice. Can family loyalty override this duty? William Bulger apparently thought so.
威廉·伯格本身是律师，也是资深政治家、教育家，他精通法律也深谙社会常识，有着自己的坚定的信仰和坚持，哪怕面临的是犯罪的亲人和所谓的法律正义，他依然坚守亲情第一，维护基本的人性伦理。
而在哈佛大学的公开课讨论中，很多人都赞同一个观点：如果极端情况下非要在二者择其一，家庭优先于团体或社群，团体或社群优先于国家。而发生在澳大利亚的图雷斯基兴奋剂事件，向我们展示了思考的另外一个角度。
图雷斯基兴奋剂事件
图雷斯基是俄罗斯国家队游泳教练，培养出了波波夫、克利姆等多名奥运金牌运动员。1993年，图雷斯基开始受聘于澳大利亚体育学院，为澳大利亚训练游泳运动员。2001年4月，居住在堪培拉的图雷斯基家中被盗，失窃物品包括珠宝、得意弟子们赠送的金牌等，这些东西后来被警方找到，但在清点丢失物品时，警方意外发现了少量的国际奥委会明令禁止的合成代谢类固醇。
澳大利亚体育委员会随后对外宣布，由于家中非法窝藏兴奋剂，图雷斯基被暂时取消教练资格。两天后首都堪培拉地方法院对图雷斯基发出传讯。图雷斯基事件在一向非常重视名誉的澳大利亚，引起了强烈震动，澳总理霍华德发表讲话，对案件表示关切，决不能让“水晶般清澈”的澳大利亚游泳队受到兴奋剂玷污。
但是，法庭认为，这个案件需要图雷斯基夫人的证词，而澳大利亚法律规定，如果证词需要夫妻之间揭短、对婚姻关系造成伤害，则不予采信。正因如此，图雷斯基被法院宣布无罪。
连岳在《作为底线的尊严》一文中，对图雷斯基兴奋剂事件，引述了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 》一书主张的法理精神，这样评说：
文明国度，其实不仅仅是婚姻关系，维系人类社会根基的亲情伦理，都是在这种法理思维的庇护范围。中国哪怕是封建时代、君主专制时代都是倡导和维护“亲亲相隐”的。
九月廿二日，沈劍虹大使晚宴招待紅極一時的白宮安全顧問季辛吉（基辛格）博士,我亦應邀作陪。談話中我發現此人是位一流的政治人物，也極自負。十月上旬利用週末乘火車前往紐約，與三哥赴西點軍校墓園向父母親致祭，隨即到教育長官舍拜訪老同學山姆華克准將(Brig. Gen. Sam Walker)。
他是韓戰中鼎鼎有名的美國陸軍第八軍團司令華克上將(General Walton Walker)的獨子，我們離開VMI後幾乎二十年沒有見面了。他親口告訴我：在韓戰中他的父親乘吉普車赴前線視察，不幸車翻人亡。而美軍有項不成文規定，在戰時獨子可不擔任有生命危險的職務，而山姆此時正是第一線連長，麥帥乃將他調到身邊擔任他的隨從參謀。在西點任滿後，山姆會歷任副師長、參謀長、軍長，一直到陸軍部隊司令部(Forces Command)的中將副司令，在七O年代中，他的司令調升陸軍參謀長，乃保薦他出任司令。
—— 《溫哈熊先生訪問紀錄》P154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著，1997
什么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财富？
鸟儿不是没有勇气飞过大海，而是对岸早已没有了等待。
哲学上讨论活着的意义，始终争论不休，更多人认为，活着本无意义，是人赋予了活着的意义，绝大多数人都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一个人的回忆总是恶意满满的时候，就是他找不到活着意义的时候，对世间也就没有了留恋。
法学有个基本术语叫做自然法（natural law），是相对于“ 人定法”（positive law）或立法法（ legislative law）而言的。自然法并不是成文法， 它是人类以理性和情感所发现的、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最一般的戒条或法则，是良知、 正义、 德性的集合体，是所谓的”天理”，是人定法的元规则，是康德道德哲学中的“绝对律令”。
几乎所有自然法，都毫无例外地把家庭认作是社会的中心，人类关系的基础，把维系血缘、亲密关系当做最重要的事。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夫妻互爱互信等是人性中最永恒的东西，是人生的根基，缺少了它，人类关系就会充满怀疑和不信任，陷入野蛮的丛林法则。人除了基本的家庭亲密关系，社群亲密关系中的互帮互助、知恩图报、言而有信等等，这些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需求。
人的一生中，幸福感通常来自于有牵挂的人，有美好的回忆。缺少了这些，人就没有了灵魂，没有了期待，行同野兽，充满攻击、互害和弱肉强食。
在思想改造、反右、文革等人类史上最荒唐与恶毒的政治运动中，出现过无数的张红兵：子女揭发父母，夫妻互相告发、学生批斗老师，朋友同事瞬间翻脸…，这些不仅仅是冤死几千万人，更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人性灾难，深刻影响了几代人，这种对任何人都不信任的恐惧从此延续至今，有人倒地没人敢扶，假货横行、谎言无处不在…在共产主义这个人类毒瘤的暴力和洗脑下，造就了一个互害社会，人人自危。
我们终其一生，回忆起有幸福感的时刻，无非就是父母的爱，家庭的温暖，爱人的甘苦与共，友人的肝胆相照，这些构成了人生最重要的部分，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人性中的亲情伦理、爱与信任，是人永恒的财富，破坏了这些，人就陷入自我怀疑、兽性当道的恶性循环中。没有任何“伟大”的人、任何“光荣”的事业，任何“正确”的理由，有资格鼓吹一个人去牺牲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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