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上了十几年的学，读过诸多所谓的“大师”、“伟人”的名篇名著，却从没有过真正的内心触动。一直很奇怪，为什么那些所谓的名篇巨著，总是让人觉得或是云里雾里，或是无病呻吟，或是不着边际，甚至故弄玄虚？既没有让人自然接纳的美感，也没有让人真正体会到那些宣扬的“智慧”，读多了这样的书，不但没有理清种种疑惑，反而愈发使人迷茫。直到N年前，误入《易卜生主义》，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开启了真正启蒙的时刻。
说起来真是无比的悲哀，人生几乎过半，才恍然大悟，什么才是真正的智慧，什么才是一辈子最重要的东西。在最好的青春年华里，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了洗脑教育上，这种教育往脑中灌入的都是垃圾，这些垃圾让人失去自我，备感迷茫。等到有所觉察，再往外一点点掏出垃圾时，人生已经过去了一半，却不得不又从零开始起步。
跟随着《易卜生主义》的线索，一点点看到了智者的光芒，一步步看到真正英雄的身影，慢慢看清那些篡改历史、丑化良善的跳梁小丑们的真面目。
当年张维迎在与林毅夫公开辩论产业政策时，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 所以我们看到， 一旦政府鼓励任何一个产业， 这个产业一定会变得产能过剩， 危机四伏。 凡是政府扶持的产业， 不把它做砸绝不会罢手。
当然， 做砸了是不是罢手也不一定， 因为政府官员还可以错上加错。 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产业政策一定会出现错误： 支持了不该支持的企业和产业。但政府官员一般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 因为错误会暴露自己的无知； 掩盖错误的一个办法是对失败的项目提供更多的支持。 这就从无知走向无耻。
—— 《政府的边界》张维迎 林毅夫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03-01 P21
管理学上也有一个普遍的认知：一个人能力越低，一旦偶然身居要职或高位，他就越热衷于证明自己的了不起，做出各种荒唐举措，为了掩盖荒唐举措造成的损失和后果，又会制造更多更加荒唐的措施。低能的管理者，往往不会把时间精力用于改进工作上，而是不断做表面文章，以彰显不凡来获得周围人对自己的认可。
小人得志时，最热衷于宣扬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最常用的手段，就是不断编造谎言，用尽诋毁手段贬低人格高大的人，并用暴力打手严密阻止真实信息的传播。东施知道自己很丑，于是逢人就编造自己辉煌的过去，并极力渲染西施是多么的丑陋和不堪，严密控制村外的信息输入，极尽谎言与威胁，使得周围的人都慑于淫威而宣扬她是村里最美的人。但凡一个正常人出现，都会立马把她照回原型，于是她就编造各种“辱村”论，把其它被洗脑的工具人拉到拉到同一战线，鼓动对立。一旦西施真的出现，她就彻底无地自容，只会用更竭嘶底里、更荒谬幼稚的方式来对抗。
从《易卜生主义》到《演化论与存疑主义》《问题与主义》《新思潮的意义》《贞操问题》《科学与人生观》《不朽》《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再到《时论集》, 加上几十年的日记，给人的思维冲击已经不能简单用“巨大”来形容了。在大量阅读适之先生的著作后，猛然惊醒，韩寒当年是多么的清醒而睿智，不禁为自己花了那么多宝贵年华在垃圾教育上痛心不已。
当你有一天看到，站在面前的西施不仅美丽动人，且人格魅力十足时，你一定会认清那个拼命诋毁她、且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你和其接触的东施。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满世界都称“我的朋友胡适之”，获得过三十多所世界顶级名校荣誉博士学位的人，一生没有拥过一兵一卒，没加入任何党派，至死践行科学、民主与自由的学者，却被列为“战犯”，被工具人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批判浪潮并写下几百万字批判“巨著”。
《易卜生主义》：如何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 我开篇便说过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晓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建设的。譬如医生诊了病，开的一个脉案，把病状详细写出，这难道是消极的破坏的手续吗？但是易卜生虽开了许多脉案，却不肯轻易开药方。他知道人类社会是极复杂的组织，有种种绝不相同的境地，有种种绝不相同的情形。社会的病，种类纷繁，决不是什么“包医百病”的药方所能洽得好的。因此他只好开个脉案，说出病情，让病人各人自己去寻医病的药方。
虽然如此，但是易卜生生平却也有一种完全积极的主张。他主张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他有一封信给他的朋友白兰戴说道：
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益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
…
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 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
—— 原載1918年6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83期 《容忍与自由-胡适作品》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6 P4
… 这便是最健全的个人主义。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做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斯铎曼医生。斯铎曼医生为了说老实话，为了揭穿本地社会的黑幕,遂被全社会的人喊作“国民公敌”。但他不肯避“国民公敌”的恶名，他还要说老实话他大胆的宣言: 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
这也是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真精神。
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铎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
少年的朋友们,不要笑这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陈腐思想! 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 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 《胡适文集5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P512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辩证法不过是一种武断的玄学，共产主义更是荒谬的懒人学说
辩证法出于海格尔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实验主义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
这两种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学说给了我们一个大教训:就是教我们明了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所以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决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辩证法的哲学本来也是生物学发达以前的一种进化理论;依他本身的理论这个一正一反相毁相成的阶段应该永远不断的呈现。
但狭义的共产主义者却似乎忘了这个原则，所以武断的虚悬一个共产共有的理想境界，以为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即到,既到之后又可以用一阶级专政方法把持不变。这样的化复杂为简单,这样的根本否定演变的继续便是十足的达尔文以前的武断思想,比那顽固的海格尔更顽固了。
—— 《胡适文集5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P508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什么是文明，我们如何走进文明
没有什么所谓唯物的文明：
今日最沒有根據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譏貶西洋文明為唯物的（Materialistic），而尊崇東方文明為精神的（Spiritual）。這本是很老的見解，在今日卻有新興的氣象。從前東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的壓迫，往往用這種見解來解嘲，來安慰自己。近幾年來，歐洲大戰的影響使一部分的西洋人對於近世科學的文化起一種厭倦的反感，所以我們時時聽見西洋學者有崇拜東方的精神文明的議論。這種議論，本來只是一時的病態的心理，卻正投合東方民族的誇大狂；東方的舊勢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氣焰。
我們不願“開倒車”的少年人，對於這個問題不能沒有一種徹底的見解，不能沒有一種鮮明的表示。
現在高談“精神文明”、“物質文明”的人，往往沒有共同的標準做討論的基礎，故只能作文字上或表面上的爭論，而不能有根本的瞭解。我想提出幾個基本觀念來做討論的標準。
第一，文明（Civilization）是一個民族應付他的環境的總成績。
第二，文化（Culture）是一種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
第三，凡一種文明的造成，必有兩個因數：一是物質的（Material），包括種種自然界的勢力與質料；一是精神的（Spiritual），包括一個民族的聰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運用自然界的質與力的作品；沒有一種文明是精神的，也沒有一種文明單是物質的。
我想這三個觀念是不須詳細說明的，是研究這個問題的人都可以承認的。一隻瓦盆和一隻鐵鑄的大蒸汽爐，一隻舢板船和一隻大汽船，一部單輪小車和一輛電力街車，都是人的智慧利用自然界的質力製造出來的文明，同有物質的基礎，同有人類的心思才智。這裡面只有個精粗巧拙的程度上的差異，卻沒有根本上的不同。蒸汽鐵爐固然不必笑瓦盆的幼稚，單輪小車上的人也更不配自誇他的精神的文明，而輕視電車上人的物質的文明。
因為一切文明都少不了物質的表現，所以“物質的文明”（Material Civilization）一個名詞不應該有什麼譏貶的涵義。我們說一部摩托車是一種物質的文明，不過單指他的物質的形體；其實一部摩托車所代表的人類的心思智慧決不亞於一首詩所代表的心思智慧。
—— 原載1926年7月10日《現代評論》第4卷第83期 《胡适文集4》欧阳哲生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4
统治者的恶与穷人的悲哀，在于轻蔑人类的基本欲望：
人世的大悲剧是无数的人们终身做血汗的生活，而不能得着最低限度的人生幸福，不能避免冻与饿。人世的更大悲剧是人类的先知先觉者眼看无数人们的冻饿，不能设法增进他们的幸福，却把“乐天”、“安命”、“知足”、“安贫”种种催眠药给他们吃，叫他们自己欺骗自己，安慰自己。
西方古代有一则寓言说，狐狸想吃葡萄，葡萄太高了，他吃不着，只好说“我本不爱吃这酸葡萄！”狐狸吃不着甜葡萄，只好说葡萄是酸的；人们享不着物质上的快乐，只好说物质上的享受是不足羡慕的，而贫贱是可以骄人的。这样自欺自慰成了懒惰的风气，又不足为奇了。于是有狂病的人又进一步，索性回过头去，戕贼身体，断臂，绝食，焚身，以求那幻想的精神的安慰。从自欺自慰以至于自残自杀，人生观变成了人死观，都是从一条路上来的：这条路就是轻蔑人类的基本的欲望。朝这条路上走，逆天而拂性，必至于养成懒惰的社会，多数人不肯努力以求人生基本欲望的满足，也就不肯进一步以求心灵上与精神上的发展了。
—— 原載1926年7月10日《現代評論》第4卷第83期 《胡适文集》欧阳哲生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5
物质享受的增加，带来同理心的增加，造就了社会化的道德：
近世文明在表面上还不曾和旧宗教脱离关系，所以近世文化还不曾明白建立他的新宗教新道德。但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不能不指出近世文明自有他的新宗教与新道德。科学的发达提高了人类的知识，使人们求知的方法更精密了，评判的能力也更进步了，所以旧宗教的迷信部分渐渐被淘汰到最低限度，渐渐地连那最低限度的信仰——上帝的存在与灵魂的不灭——也发生疑问了。
所以这个新宗教的第一特色是他的理智化。近世文明仗著科学的武器，开辟了许多新世界，发现了无数新真理，征服了自然界的无数势力，叫电气赶车，叫“乙太”送信，真个作出种种动地掀天的大事业来。人类的能力的发展使他渐渐增加对于自己的信仰心，渐渐把向来信天安命的心理变成信任人类自己的心理。所以这个新宗教的第二特色是他的人化。智识的发达不但抬高了人的能力，并且扩大了他的眼界，使他胸襟阔大，想像力高远，同情心浓挚。
同时，物质享受的增加使人有馀力可以顾到别人的需要与痛苦。扩大了的同情心加上扩大了的能力，遂产生了一个空前的社会化的新道德，所以这个新宗教的第三特色就是他的社会化的道德。
….
近世文明不从宗教下手，而结果自成一个新宗教；不从道德入门，而结果自成一派新道德。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国家简直都是几个海盗的国家，哥仑布（Columbus）、马汲伦（Magellan）、都芮克（Drake）一班探险家都只是一些大海盗。他们的目的只是寻求黄金，白银，香料，象牙，黑奴。然而这班海盗和海盗带来的商人开辟了无数新地，开拓了人的眼界，抬高了人的想像力，同时又增加了欧洲的富力。工业革命接著起来，生产的方法根本改变了，生产的能力更发达了。二三百年间，物质上的享受逐渐增加，人类的同情心也逐渐扩大。这种扩大的同情心便是新宗教新道德的基础。自己要争自由，同时便想到别人的自由，所以不但自由须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界限，并且还进一步要要求绝大多数人的自由。自己要享受幸福，同时便想到人的幸福，所以乐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哲学家便提出“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标准来做人类社会的目的。这都是“社会化”的趋势。
—— 原載1926年7月10日《現代評論》第4卷第83期 《胡适文集》欧阳哲生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10
向内退缩的宗教修养，造成了冷漠和无用，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科学精神：
古代的宗教大抵注重个人的拯救；古代的道德也大抵注重个人的修养。虽然也有自命普渡众生的宗教，虽然也有自命兼济天下的道德，然而终苦于无法下手，无力实行，只好仍旧回到个人的身心上用工夫，做那向内的修养。越向内做工夫，越看不见外面的现实世界；越在那不可捉摸的心性上玩把戏，越没有能力应付外面的实际问题。即如中国八百年的理学工夫居然看不见二万万妇女缠足的惨无人道！明心见性，何补于人道的苦痛困穷！坐禅主敬，不过造成许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废物！
—— 原載1926年7月10日《現代評論》第4卷第83期 《胡适文集》欧阳哲生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9
西方文明的理念基础，是承认物质享受的重要性：
西洋近代文明的特色便是充分承认这个物质的享受的重要。西洋近代文明，依我的鄙见看来，是建筑在三个基本观念之上：
第一，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
第二，所以贫穷是一桩罪恶。
第三，所以衰病是一桩罪恶。
借用一句东方古话，这就是一种“利用厚生”的文明。
因为贫穷是一桩罪恶，所以要开发富源，奖励生产，改良制造，扩张商业。
因为衰病是一桩罪恶，所以要研究医药，提倡卫生，讲求体育，防止传染的疾病，改善人种的遗传。
因为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所以要经营安适的起居，便利的交通，洁净的城市，优美的艺术，安全的社会，清明的政治。
纵观西洋近代的一切工艺，科学，法制，固然其中也不少杀人的利器与侵略掠夺的制度，我们终不能不承认那利用厚生的基本精神。
这个利用厚生的文明，当真忽略了人类心灵上与精神上的要求吗？当真是一种唯物的文明吗？
我们可以大胆地宣言：西洋近代文明绝不轻视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我们还可以大胆地进一步说：西洋近代文明能够满足人类心灵上的要求的程度，远非东洋旧文明所能梦见。在这一方面看来，西洋近代文明绝非唯物的，乃是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乃是精神的（Spiritual）。
我们先从理智的方面说起。
西洋近代文明的精神方面的第一特色是科学。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人生世间，受环境的逼迫，受习惯的支配，受迷信与成见的拘束。只有真理可以使你自由，使你强有力，使你聪明圣智；只有真理可以使你打破你的环境里的一切束缚，使你戡天，使你缩地，使你天不怕，地不怕，堂堂地做一个人。
求知是人类天生的一种精神上的最大要求。东方的旧文明对于这个要求，不但不想满足他，并且常想裁制他，断绝他。所以东方古圣人劝人要“无知”，要“绝圣弃智”，要“断思惟”，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是畏难，这是懒惰。这种文明，还能自夸可以满足心灵上的要求吗？
东方的懒惰圣人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已”。所以他们要人静坐澄心，不思不虑，而物来顺应。这是自欺欺人的诳语，这是人类的夸大狂。真理是深藏在事物之中的；你不去寻求探讨，他决不会露面。科学的文明教人训练我们的官能智慧，一点一滴地去寻求真理，一丝一毫不放过，一铢一两地积起来。这是求真理的唯一法门。自然（Nature）是一个最狡滑的妖魔，只有敲打逼拶可以逼她吐露真情。不思不虑的懒人只好永永作愚昧的人，永永走不进真理之门。
东方的懒人又说：“真理是无穷尽的，人的求知的欲望如何能满足呢？”诚然，真理是发现不完的。但科学决不因此而退缩。科学家明知真理无穷，知识无穷，但他们仍然有他们的满足：进一寸有一寸的愉快，进一尺有一尺的满足。三千多年前，一个希腊哲人思索一个难题，想不出道理来；有一天，他跳进浴盆去洗噪，水涨起来，他忽然明白了，他高兴极了，赤裸裸地跑出门去，在街上乱嚷道，“我寻着了！我寻着了！”（Eureka！Eureka！）这是科学家的满足。Newton，Pasteur以至于Edison时时有这样的愉快。一点一滴都是进步，一步一步都可以踌躇满志。这种心灵上的快乐是东方的懒圣人所梦想不到的。
这里正是东西文化的一个根本不同之点。一边是自暴自弃的不思不虑，一边是继续不断的寻求真理。
朋友们，究竟是那一种文化能满足你们的心灵上的要求呢？
—— 原載1926年7月10日《現代評論》第4卷第83期 《胡适文集》欧阳哲生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5
追求人生幸福，追求更高的物质生活，永不满足的上进心，才是我们应该具备的：
我们现在可综合评判西洋近代的文明了。这一系的文明建筑在“求人生幸福”的基础之上，确然替人类增进了不少的物质上的享受；然而他也确然很能满足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他在理智的方面，用精密的方法，继续不断地寻求真理，探索自然界无穷的秘密。他在宗教道德的方面，推翻了迷信的宗教，建立合理的信仰；打倒了神权，建立人化的宗教；抛弃了那不可知的天堂净土，努力建设“人的乐国”、“人世的天堂”；丢开了那自称的个人灵魂的超拔，尽量用人的新想像力和新智力去推行那充分社会化了的新宗教与新道德，努力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
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现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
这样受物质环境的拘束与支配，不能跳出来，不能运用人的心思智力来改造环境改良现状的文明，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的文明，是真正唯物的文明。这种文明只可以遏抑而决不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
西方人大不然，他们说“不知足是神圣的”（Divine Discontent）。物质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钢铁世界，汽机世界，电力世界。理智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科学世界。社会政治制度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民权世界，自由政体，男女平权的社会，劳工神圣的喊声，社会主义的运动。神圣的不知足是一切革新一切进化的动力。
—— 原載1926年7月10日《現代評論》第4卷第83期 《胡适文集》欧阳哲生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12
《张学良的叛国》：看到真实的历史与智者的犀利观察
指责张学良的愚蠢和叛国行为，肯定国府讨伐西安的决策：
我刚从海外回来。我在国外，眼看见美国的舆论对中国的态度在最近几个月之中逐渐好转。到10月以后国家的统一形态更显明了，对强邻的态度更强硬了。11月9日美联社的社长何华德先生（Roy Howard）从马尼拉发出一个长电，对新兴的中国表示惊异的赞叹。他说：“对这个更生的，统一的中国，欧美人的评判必须改变修正了。向来外国人认为不可能的统一，今天已是一件无疑的事实了。”
我自己也抱着这样的乐观回来，万不料回国刚刚十二天，就遇着了张学良在西安叛变劫持统帅的恶消息！我个人精神上的大打击自不消说；全世界的震惊，我们的国家民族在国际的地位骤然低落，只有我们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才能充分感觉到。我们又要许多时不能抬头见人，不能开口说响话了！
张学良和他的部下这一次的举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这是毫无疑义的，最奇怪的是今日还有一部分的青年人表同情于张学良，那些人不是居心危害国家，必是无知无识。居心危害国家的人，唯恐国家不乱，因为只有纷乱的状态之下他们可以在浑水里摸鱼，达到他们危害国家的目的。那种人我们可以撇开不谈，因为他们的头脑早已硬化了，什么话都听不进去。至于知识幼稚的青年，他们本是抱着爱国血诚的，只因为情绪太兴奋，忍耐心太薄弱，不明了事实，总感觉到政府对外太软弱，总疑心到政府的领袖有对不住国家的心思。这种错误的感觉到现在应该可以消除了。五年的忍辱不战，所求的是一个统一的国家，齐整的步伐，充实的力量。性急的青年虽然看不到这一点，我们的强邻可早就明白了。去年9月24日出现的所谓“多田宣言”就很明白的说：
要之，蒋介石及其一党与日本帝国之关系，帝国屈伏乎？抑帝国打倒彼辈乎？
我们的青年人应该仔细想想这几句话的涵义。我们的强邻早已认清蒋介石先生领导之下的政府是最可怕的力量，所以他们处心积虑要打倒那个力量。所以凡危害那个力量的行为，都是自坏我们国家民族的抗拒力量，都是危害我们自己的国家，戕贼我们自己的民族，——都是叛国祸国。
特别是在这个绥远前防已开始作战的时期！全国的人民应该明白：这回绥远的作战是第一次由统一的中央政府主持领导的战争。中央的部队已到了前线，军政部次长陈诚已受命指挥绥东国军各部队了。这回作战的第一步计划当然包括三个子目：第一是绥北绥东的肃清，第二是察北察东的收复，第三是冀东的收复。正在这第一个子目还没有做完的时候，正在陈诚次长受命指挥的第二天，张学良忽然造反了，把一个关系全国安危的领袖蒋院长拘留了，把前一天受命指挥绥东国军的陈诚次长和别的几位重要官吏与将领也拘留了！说这是为的要“抗日”，这岂不是把天下人都当作瞎子傻瓜！
这回的西安事变，是叛国祸国，毫无可疑。一个政府有戡平叛乱的当然责任，也毫无可疑。政府得到西安叛变的确报之后（十二夜），立刻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议决行政院由孔副院长负责，军事委员会由冯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指挥调动军队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并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张学良免职严办的国府命令是十二夜下的，到16日国府才下讨伐张学良的命令。政府的讨伐令所以迟到四天之后才下，大概是因为蒋院长等被困在西安，政府不能不存“投鼠忌器”的疑虑。现在讨伐令已毅然发表了，我们当然赞成政府的处置。12夜政府的决议是健全政府本身在非常时期的组织；16日的讨伐令是全国的要求，我们都认为很正当，很得体的处置。我们现在只希望政府坚持这个立场，不迟疑的，迅速的进兵，在戡定叛乱的工作之中做到营救蒋陈诸先生的目的。这不是不顾蒋陈诸先生的安全。我们要彻底明白，凡奸人劫质绑票，正是要人“投鼠忌器”，只有坚持不受要挟不赎票的决心，方才可以使他们所挟持劫质的全归无用。一切迟疑顾忌，都正是奸人所期望的！
—— 《张学良的叛国》胡适 原载于1936年12月20日天津《大公報》
某组织决不可能是爱国的，宣扬抗日不过是无耻的欺骗手段：
—— 《张学良的叛国》胡适 原载于1936年12月20日天津《大公報》
对抗战的策略，早有先见，并践行使命：
明确提出只有苦撑到美国参战，爆发太平洋的战争，中国才可能获得实质性翻身机会：
胡適在抗戰前六年中雖以「和」為主調,但也沒有天真到認為戰爭一定能夠避免的地步。1935年6月27夜,他給王世杰寫了一封長信,專談怎樣長期抗戰,以促成英、美在太平洋與日本開戰的可能性。這封信已廣為人知,因為它幾乎是一個精確的預言。由於和他後來使美的主要任務有極密切的關聯,我覺得仍有必要撮述其要點於下。他的假設是:「在不很遠的將來也許有一個太平洋大戰,我們也許可以翻身。但這個假設的前提是中國必須下定決心,單獨作幾年「絕大犧牲」的苦戰。他說:但我們必須要準備三四年的苦戰。我們必須咬定牙根，認定在這三年之中，我們不能期望他國加入戰爭，我們祇能期望在我們打得稀爛而敵人也打得疲於奔命的時候，才可以有國際參加與援助。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可以促進那不易發動的世界二次大戰。
—— 《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 余英時 著 聯經出版 P56
出任驻美大使期间，最核心的使命，就是促进美国早日参战：
他为了达成这个使命，拼命地在美加各地演讲，面对国内抗日巨大牺牲悲痛不已：
日本人终于感受到胡适游说的威力，向美国抗议。美国向日本宣战的第二天，使命终于达成，疲于奔命的他下定决心辞去大使职务：
—— 《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 余英時 著 聯經出版 P63-89
振兴中国高等教育，建立一流研究机构的梦想，至死念念不忘
—— 《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 余英時 著 聯經出版 P97
适之先生的一生，让人钦敬之事数不胜数。智慧与勇敢、胸怀与远见、理想与务实在他身上同时绽放，照耀了无数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