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高粱、桑树等有一种常见的一种夜蛾科害虫，生物学名叫做双带夜蛾，古人称为螟蛉。
有一种与螟蛉关系密切的土蜂叫做蜾蠃。蜾蠃常常捕捉螟蛉的幼虫到自己的窝里，但并不吃它们。古人以为蜾蠃纯雄无雌，不能生殖后代，它们捕螟蛉的幼虫藏于窝中，是为抚育它们。经一段时间抚育后，螟蛉幼虫后就会转化成蜂蟲，破巢而飞，长成蜾蠃。
西汉扬雄在《法言．学行》中写道：“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裸，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大意是说，蜾蠃把螟蛉幼虫抓回泥窝中，并对它说：“像我，像我”，时间一久就会变成的样子。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记载：“蜾蠃，细要土蜂也，天地之性，细要纯雄无子”；汉朝郑玄笺注《诗经》曰：“蒲卢取桑虫之子，负持而去，煦妪养之，以成其子”；晋朝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蜾裸，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七日而化为子”。
于是，古人就把“螟蛉”比喻为养子。
直到南朝，有一个叫陶景弘的药师通过仔细的观察，发现真相完全不是前人说的那样，随即揭开了一个惊人的秘密：蜾蠃并非只有性，而是雌雄俱全，蜾蠃把螟蛉幼虫衔回窝中，根本不是为了抚育它们。他发现，雌性蜾蠃在产卵期，取泥球筑巢，后产卵于巢内，用丝把卵悬在巢内侧，再外出捕捉螟蛉，然后以蜂针刺其麻醉并封在巢中，作为自己幼虫的食物，通常一巢贮藏一、二十条螟蛉，一段时间后蜂卵孵化成幼虫，长成蜂后破巢飞出。
原来，蜾蠃与螟蛉根本不是抚育与养子的关系，而是捕食关系！
后来，更科学的发现揭示，蜾蠃是一种寄生蜂，它与螟蛉其实是一种拟寄生关系。所谓拟寄生关系，就是指寄生者总能导致寄主死亡的一种寄生方式。原来，蜾蠃用毒蜂针把螟蛉蛰成半死不活，使之既不能逃走，也不会立即死去，然后产卵于螟蛉体内，随后蜾蠃卵发育成幼虫，就以螟蛉身体为食，蜾蠃幼虫成长的过程，也就是螟蛉死去的过程。
在寄生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寄生者总能导致寄主死亡的方式，称为拟寄生。拟寄生现象在昆虫中极为普遍，凡是昆虫对昆虫的寄生都属于拟寄生，主要是寄生蝇和寄生蜂。蜾蠃与螟蛉之间的关系，就属于拟寄生。雌性成虫把卵产在寄主的体表（如寄生蝇）或体内（如寄生蜂），孵出的幼虫靠取食寄主的体液或组织为生。幼虫成熟后在寄主体内化蛹或从体内钻出在寄主体表结茧化蛹，同时伴随着寄主的死亡。拟寄生的物种是农林害虫的重要天敌，各种寄生蜂和寄生蝇常被用于进行生物防治，如用赤眼蜂防治玉米螟和松毛虫，用金小蜂防治棉红铃虫等。
第一次了解螟蛉之变的故事，是读《蘇俄在中國》，蒋公沿引孙中山先生所著《孙文学说》，提到这个故事：
国父在「孙文学说」第五章中说：「吾国俗呼养子為螟蛉，盖有取於蜾蠃变螟蛉之义。古籍所传：螟蛉，桑虫也；蜾蠃，蜂虫也。蜂虫无子，取桑虫蔽而殪之，幽而养之，祝曰：『类我！类我！』久则化而成蜂虫為『螟蛉』云。惟以科学之统系考之，物类之变化，未有若是突然者也。若加以理则之视察，将蜾蠃螟蛉蔽而殪之，幽而养之之事，集其数起，……分日考验之，以观其变态，则知蜾蠃之取螟蛉，蔽而殪之，是也，幽而养之，非也。蔽而殪之之后，蜾蠃则生卵於螟蛉之体中；及蜾蠃之子长，则以螟蛉之体為粮。所谓幽而养之者，即幽螟蛉以养蜾蠃之子也，是蜾蠃并未想变螟蛉為己子也，不过以螟蛉之肉為己子之粮耳。所谓蔽而殪之者，即蜾蠃之蔽螟蛉於泥窝之中，并施用其蜂螫，以灌其毒於螟蛉之脑髓而蒙之，使其醉而不死，失却知觉，毫无自动能力，即使之活而不动，而暂保其躯体，不使腐烂。否则，若螟蛉立死，则其体即腐烂，不适於為粮矣。若其活而能动，则必破泥窝而出，而蜾蠃之卵，亦必因而破坏，难以保存以待长矣。故蜾蠃者，為需要所迫，而创蒙药之术以施之於螟蛉，而為将来适於其己子之食粮而已。」
蒋公将螟蛉之变比作曾与苏俄的合作，苏俄就是运用蚕食螟蛉的方式渗透、分裂、最后残害颠覆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回忆起一幕幕往事，他痛心疾首，书中言：
我發表這一記錄之時，衷心充滿著悲痛無比的情緒，也懷抱著堅強不移的信心。在一方面，我們中國可說是世界上領悟俄共「和平共存」的痛苦最早，亦是經歷最久的國家…
该书通读下来，不禁让人感慨万千。
记得高中时，刚开始我的历史成绩并不好，以前也未重视过，后来决心认真学，当日历史课程内容我晚上睡觉前都会在大脑里过一遍，到了期末，整本的历史书我能毫无压力地在意识中原版复制。这样，自然期末考试考了年级最好成绩。后来，虽然选了理科，但多年后那些历史知识我依然能清晰记得。若干年后，我才发现，我们学的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满是谎言、扭曲、颠倒黑白，那些用掉我们大量青春的所谓“历史知识”，不过是一堆垃圾而已。
认识一位某著名大学的教授，这位老教授曾是官方理论核心笔杆子之一，一次和他一起在户外散步，他说，我们所谓的理论成果，不过是先有了任务目标，我们根据这个任务目标，用马列等理论去论证它的正确性，如果任务目标改变了，也就是政策改变了，甚至转了180度的大弯，我们不过是再论证它的正确性而已。我终于明白，我们学了那么多年所谓的“马列哲学”，花掉我们无数青春时光的学习，换来的只是虚妄的收获。随着阅历的增加，才知道，从中学到大学课堂里都在念的这种东西，从来不是什么哲学，它与真正的哲学没有半毛关系，不过是洗脑工具罢了。
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郑文锋，因提出“四大发明在世界上都不领先”，“中国古代没有实质上的创新”观点，受到学校取消其评奖评优、职务晋升、职称评定的资格，停止教学工作，停止研究生招生资格等一系列处罚，处罚期达两年。厦门大学经济学教授尤盛东，质疑“正能量”“中国梦”的说法，提出能量(energy)，这是一个物理学名词，是标量，有大小和强弱，它不是矢量(vector)，所以也就没有方向，“正能量”的说法是不科学的；并告诫学生，以后谁要在作业上、试卷上写“正能量”，就打错扣分；他因此被厦门大学开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桔红，从她专业法学角度，质疑修宪，因此被开除职务，注销教师资格。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绍政，因列举了相关一些实证数据，在网络上发表看法，因此被开除职务并陷入牢狱之灾。黑龙江初二学生钟美美因模仿老师，被认为很有表演天赋，广受网友喜爱，引来几十万的粉丝关注，然而，却因此而被约谈，删除视频，从网上消失。山西运城几个高中生，模仿奥特曼，在宿舍喊“你还相信光吗”等《奥特曼》台词，被学校劝退处理，学校甚至还发布悬赏公告，鼓励举报其他有喊叫行为的同学。类似此种种消灭怀疑、统一认识、打击个性的丑恶之事数不胜数。
回头看，会发现，鲁迅不过是一个大号的愤青，不过是专制政权下一个文宣工具而已。会骂人的人很多，能有建设性、指导性的人没几个。犹如一个公司，会埋怨发牢骚的人很多，能研究出方向带大家走出困境的人没几个，批评固然重要但绝不会因此成为“革命家”。民国时期敢言敢做、文风犀利的文人大有人在，然而，我们从小就只知道周树人这么一个“文学革命家”。在对他文字牵强到几近畸形的解读中，早已茫然不知其所言。谢幼田在其著《XX壮大之谜》中说，“鲁迅甚至把中国的全部历史都说成了一部吃人史”，民初的鲁迅们，彻底否定传统，又没有建设性的建树，带来的是思维的极端化和对民族自我的矮化，导致极端西伯利亚思潮有了土壤，迅速发酵，致中华民族陷入几千年来最大的灾难。他与“以反中国文化为名，进行加强中国文化建设为实”的胡适，境界与贡献实在相差太远。民国时期大师群星璀璨，思想独立、深耕学术且不畏强权的报国志士勇士无数，我们却只识周树人，也只能提周树人一尊。
那些反复歌颂的“英雄”，没有一个能经得起真相的推敲；那些让我们去痛恨的人，经过时间的洗礼，显露的却是人性的光芒，都是值得敬重的人；自己饿死了几千万同胞，却开口闭口要解放全人类，拯救别人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些“伟光正”的人和组织，不过是反人类的土匪和匪窝的换装；在荒谬的“剩余价值论”的仇恨教化之下，每个人都变成了受害妄想狂；强拆民宅强占土地、倒掉卖不掉的牛奶等事只有在“万恶的资本主义”才会发生；“太空肉眼可见伟大长城”、“爱因斯坦的小板凳“、“半夜鸡叫周扒皮”、“朱自清饿死不食美援面粉”、“飞夺泸定桥”、“钱学森放弃优厚待遇毅然回国”、“伟大”的长征等数不清无数子虚乌有的“教诲”，都是谎言机器编造的结果，只会让人更愚昧脆弱；“由于XX的软弱性”、“XX必然战胜XX”之类不容怀疑的洗脑铁律，培养出的是一个个僵尸人。
在学习了西方经济学、政治哲学、法理学等奠定人类走向高度文明的人文学科后，才知道原来真正的知识是怎么回事。
谎言、洗脑、仇恨、反文明构成了这个教育体制的主体。我们的教育，输入我们的，并不是使人成长、聪慧和强健的营养，而是双管齐下的蜾蠃之举：一部分是蜾蠃蜇毒的铁律，使人半死不活，不会思考，变得自我审查而唯命是从、行尸走肉；另一部分是无形的蜾蠃之卵，以拟寄生方式存在于在我们身体中，不断吸食我们的活力、思维，直到死去。这个所谓的教育，没有教人独立思考，博纳众贤，批判辨析的功能，往民众脑中充塞愚昧、仇恨，使之成为极权统治下的工具人和人矿，是它的核心使命。它最大的存在意义，就是把人变成螟蛉之躯，给这个靠谎言和暴力维系的落后体制蚕食吸尽。这种教育，只是披着教育的外衣施行的愚化和驯化。它用尽了你毕生精力，却将自己戕残成一具被掏空的螟蛉骸体。
因此，在学校里读书的时间越长，越极端，越迷茫，越没有创造和思考力。时间的拉长，并不能增长你的智慧，只不过是植入更多蜾蠃之卵进入螟蛉身躯而已。纵然图书馆里汗牛充栋，互联网上信息爆炸增长，社会充斥着大量的诸如季羡林、余秋雨、王蒙、于丹、杨天石等等之流的所谓“大师”，以及各大学里无所不在的孔庆东、张维为、金灿荣、郑强、艾跃进、郭继承之流的“教授”，却都是有选择性剥离之后失去灵魂的戕物，本质上还是在GFW这个泥巢里，增加了很多蜾蠃之卵的寄生毒物而已，只会加速你被吞噬挖心，独不会使你更加健壮和聪慧。
今年，斩获第93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赵婷，创造了亚裔女性获此殊荣的历史，也是继李安之后第二位获得金狮奖、金球奖和奥斯卡金像奖的华人导演。她曾在准备拍摄《Songs My Brothers Taught Me》时，接受《Filmmaker》专访阐述拍片的目的，这样说：
要从我小时候在中国说起，这是个遍地谎言的地方，感觉自己好像永远走不出去。我在小时候接受的很多教育/信息，最后发现都是假的，从此养成我叛逆的性格。后来机遇悄然，我去了英国，重新学习历史，后来在文理学院学习了政治学，这让我学到了弄清事物本质的方法，得以用这些知识武装自己，面对挑战。
It goes back to when I was a teenager in China, being in a place where there are lies everywhere. You felt like you were never going to be able to get out. A lot of info I received when I was younger was not true, and I became very rebellious toward my family and my background. I went to England suddenly and relearned my history. Studying political science in a liberal arts college was a way for me to figure out what is real. Arm yourself with information, and then challenge that too. —— The magazine Filmmaker : 《25 New Faces of 2013》，Chloé Zhao
赵婷的成长，正是不断剔除蜾蠃毒卵，拒做被寄生体，回到正常的普世教育轨道、向外努力生长的过程，这才让她有了真正的智慧，有了令人钦佩的成就。
在苏州做了八年外教的德国人西洛特，深感“无法在中国看到真正的教育”，最后带着失望、愧疚和愤懑离开了中国，他临走时说的话，引发了很多人的思考：
中国这个国家最初的教育动机就把所有孩子想象成即将变坏的一个人，从幼儿园就灌输一些不切实际的理论和思想。不停地灌输爱国、爱党教育，就是没有人性关怀的教育。
这些政治教育对几岁甚至十几岁的孩子来说，简直是天书，就连很多政治老师都搞不懂。这些教育的功能仅仅是为了应付试卷上的标准答案，除此别无用处。真正的人性教育、逻辑教育是空白的。人性是人格的基础，缺乏人性认识的人，肯定缺乏人格。他拿什么爱自己？爱家人？爱社会？更谈不上再爱其他。所以，当下中国糜乱也就不足为奇了。爱，是一种成长感受，不是靠说教获取的，这是基本原理。这种认识西方700多年前就已经认同，而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却仿佛停留在原始社会。
除了预防外，贯穿中国教育思想的还有仇恨。据我所知，欧洲和美国从没有哪个学校给学生灌输仇恨，他们更不敢灌输，这在大多数国家是犯罪行为。在欧洲和美洲，人们强调的是反对而不是仇恨，仇恨在西方思想里是魔鬼的特征。比如你们与日本之间关于钓鱼岛的争执，在我们看来，这与仇恨无关，用证据谈判即可解决的事情，非得仇恨。我们与法国领土战争大小不下30次，尽管是战争，但没有仇恨，战争结束后，双方还是公平谈判。就像现在欧洲各国、犹太人，不仇视我们，他们只是反对法西斯暴行。
整个西方的教学思想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诚信、敬畏教育。没来中国前，我很难想象一个十多亿的大国，从小接受的是仇恨教育。马克思尽管与我是老乡，但我知道的，我家乡的人，没谁认为他说的是正确的，因为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允许不同声音，马克思的声音只不过是成千上万种声音中的一个，而这种声音目前几乎不存在。而在中国人的逻辑词典里，只要能说出来的，就是真理，正因为这种对西方的误会，大多数中国人到现在还以为马克思说的很有市场，其实不然。这就是不同的认识偏差造成的错误理解。
…
中国教育是把人最珍贵的年华付之毫无意义、毫无发展价值的学习内容上，而不舍得花费一点点时间去讨论和思考。记忆成了学习的唯一方法，高压成了教育的唯一手段，保护成了成长的唯一措施。这种负成长的教育模式其实是对人性的一种摧残，是对人类的极大犯罪，当我认识到这一点时，我很内疚，我现在甚至每天起来都在请求神的宽恕。
而另一位德国人、在广西山区支教长达十多年的卢安克，以近苦行僧似的的方式，默默在深山的留守儿童小学践行他“发现内在自然”的教育理念。事迹后被媒体发掘，成为“感动中国”候选人，尽管“感动中国”这个节目绝大部分只是感动央视而已，从来与公民感动没什么关系，但卢安克却实实实在在感动了无数的中国人。然而，悲剧的是，他最后不得不以屈辱的方式离开了中国，中国教育体制的逆淘汰本质展露无遗。
曾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交换生，来到我们部门实习，他思维的灵活让人赞叹，分析问题角度之多，论证之多样丰富，视野之广阔远胜过大陆同仁。是他特别聪明吗？我想不是的，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他从来接受的教育是求真、思辨、博采的教育，是一种培养人格健全的教育。我们很多人读到了博士，虽然有专业技术，却依然是人文的弱智，思维的低能，普世价值的侏儒，尚且不说有没有创新能力，就是基本的处事或是千人一面，或是与周围格格不入，要么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要么活在别人的世界里，这种人能执行任务，但是断然做不出好产品。太多的人，把市井小聪明当做智慧，把唯物主义当成智囊法宝，把那些宫廷斗剧、黑厚斗争、没有底线当做大智。到了今天，居然还有很多人还要去资本论、毛选里找问题的解决之道，大概是因为从小被教育这些才是最伟光正的东西，所有的智慧都在里面，殊不知，你从中只会把自己弄得云里雾里、走火入魔。我们解决问题的思维工具，不是存在于那些似是而非的神教物中，而是广泛存在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法学、历史、宗教学、政治学、数理化生…充满人类思想光辉的科学工具中。
二十多年前，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这句话背后是她对中国的深刻认识。科技的进步、创新的涌现、社会生活的繁荣，其实都是根源于人文素养和思想进步的推动，被毒汁蛰住、等待被噬食的螟蛉们，是不会有思想、活力和创造力，是不会有未来的。
看过最压抑的一本书，就是《小脚与西服》，胜过余华的《活着》。作者张邦梅，是张幼仪亲弟弟张嘉铸的孙女，也就是张幼仪的亲侄孙女，这本书是她根据张幼仪口述写成的，应该说，关于中国近代著名的“第一婚案”，这是事实还原度最高的一本书。
与历史里描绘的诗人不一样，另一个面孔的徐志摩，陌生又瘆寒：
1.1920年，张幼仪独自一人前往英国投靠徐志摩，和徐志摩在沙士顿居住期间怀孕了，书里张幼仪回忆是这样的：
有天下午，我乘郭君出门时跟他说了大概。
徐志摩听了立刻说：“把孩子打掉。”
我这辈子绝没料到我会得到这种反应。就我所知打胎是有生命危险的，只有濒临绝境的女人（有了外遇，或者家人快要饿死、喂不饱另一张嘴），才会冒险打胎。
于是我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了。”
徐志摩冷冰冰地答道：“还有人因为火车事故死掉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说完没耐心地别过脸去。
“可是我要去哪里打胎？”我问。
他摇摇头说：“你会找到地方的，这种事在西方是家常便饭。” ……
——（《小脚与西服》时代出版 2011年9月第1版 P115）
这段火车事故的比方，是流传最广的，也是最没有人性的一句话。我们对一个陌生人尚不能冷酷如此，况枕边人乎？
2.徐志摩把怀孕的张幼仪抛弃在沙士顿，消失不见。孤独无援的张幼仪，只好写信求救于其在巴黎求学的二哥张君劢。后来和七弟从巴黎辗转到柏林，独自一个人医院里生下孩子，她是这样回忆这段经历的：
我怀胎的最后一个多月，是和七弟一起在柏林度过的。1922年2月24日，我生下第二个儿子。生产的时候，没人在我身边。虽然我希望我母亲会像她迎接阿欢那样待在医院，可是病房里就我孤零零一个人。七弟连看都没来看我，因为他认为产房的房间不是男人去的地方。
我在整个生产过程以及生产完毕之后，一句话都没说，帮我接生的德国医生用法文对我说，我是他见过最勇敢的病人。…我怀孕自始至终，一直没有徐志摩的消息，但是当我把儿子留在医院，拖着臃肿、胀痛、虚弱的身子回家以后，终于得到徐志摩的音讯。家里摆着一个有他笔迹的信封，看起来好像有人亲自送来，而不是邮局寄来的。七弟说那封信是吴经熊投到公寓的….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把信展开。信里是徐志摩那一手流畅、漂亮的字迹，诉说着无爱婚姻的不可忍。我的丈夫要和我离婚。他在信上说：
“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造社会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痛苦，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信中只字未提孩子，未提他在沙士顿撇下我的事，也未提我们父母希望我们团聚的事。我觉得徐志摩这番话说给我听的成分，少过说给大众或史学家听的成分，他说我们“前途无限”、“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是什么意思？我什么时候表现过这些潜力了？….——（《小脚与西服》时代出版 2011年9月第1版 P140）
抛下独自在异国的怀孕发妻，在其无一人照顾情况下，刚生产一个多星期就送来离婚信，而且在信里没有半句抛妻弃子的解释，却说出这一番“改造社会”之惊天动地、冠冕堂皇的话，徐志摩实属是人间极品无疑。
3.张幼仪在德国所生的孩子，她给他取名叫做彼得，彼得将近三岁的时候因为得病死去。徐志摩仅仅在签完离婚时，也就是彼得出生不过十多天，去医院隔着育婴房远远见过一次，此后再也没见过。他却在后来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怀念散文《我的彼得》：
没有过丝毫的接触，没有过丝毫的养育，没有过丝毫的关爱，哪来的半点情感？却洋洋洒洒写出热情洋溢的悼文，这是一种怎样的人格分裂？
难怪，张邦梅说：
“读这篇悼文之时，我不得不对徐志摩个性之复杂产生感触。为什么徐志摩对彼得之死有如此的切身感受？他只是想让别人觉得他是个好父亲，还是有更多寓意？他是否为他当初要幼仪打掉孩子而产生罪恶感？。。。。然而，我无法相信徐志摩只见过孩子一次，就敢于写下一篇文字悼念他。”
——《小脚与西服》时代出版 2011年9月第1版 P164
4.徐志摩和张幼仪离婚后，迎娶陆小曼，居然还邀请张幼仪去参加婚礼。张幼仪回忆说：
几个月后，徐志摩竟然邀请我去参加他和陆小曼的婚礼。当然，我没到场…
——《小脚与西服》时代出版 2011年9月第1版 P170
徐志摩不愧是极品中的奇葩，渣滓中的战斗机。
罗翔在《圆圈正义》一书中，这样写道：
伪善最喜欢崇高的思辨 ,因为它从不打算跨越到思辨的界限之外 , 它无须付出任何代价就能把自己装点得庄严高尚…
爱不是爱抽象的概念 , 而是爱具体的人 … 爱 ‘人类‘ , 却不爱具体的人是很多文人的通病 。 人类是抽象的 , 并无具体的对象 , 无须投入真心 , 收放自如 , 还可以为自己赢得道德上的优越感 。
一个对枕边人和自己骨肉都如此冷酷无情的人，却去无限颂扬爱国爱人类这样抽象的东西，以此获得自身的道德优越感和骗攫社会的好评，这种反人性、悖人伦的所谓爱，可有丝毫的价值？
站在优势地位和掌握优势资源的人，往往最喜欢鼓吹大义，宣扬奉献，而另一面，无论怎样伤害你，他都能找到合理化的理由，毫无内疚地收割自私带来的利益。
同样，站在优势地位和掌握优势资源的人，往往时时在衡量你的价值，衡量利用你的成本，任意修改规则以有利于自己，却又摆出一副为人为他的模样，一旦到了有利时机，他会毫不犹豫地拿出欺骗、背信、狡辩等种种手段，堂而皇之攫取好处，毫无愧色。
不久前，饶毅举报裴钢学术论文造假，中科院监审局“道德委”处长侯兴宇却发文称：“重复实验在生命科学中并不一定可靠”，真不愧是“道德委”，“道德“水平超出了我们常人的想象。中科院这个中国最高科研机构，竟然宣称“重复实验不可靠”，真是把全世界有点科学素养的人，都当成弱智，把中国人的智商，都按在了地上摩擦。
类似的，还有：
——东南大学交通学院院长王炜的高论：自行车比汽车污染更大。
——南阳市政府联合青年汽车开发的、加水就能跑的“水氢发动机”下线，这一举世瞩目科创昭告天下于《南阳日报》头版头条。
——各大卫视，侮辱全民智商的电视购物，尤其针对老年群体的保健品、各种终身疾病甚至癌症的独家秘诀、男人补肾女人驻颜少儿补钙的神物，广告总是那么延绵不绝又谆谆善诱。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完成了62%。
——中科院发布一个又一个“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惊世之创，其中“中国操作系统”COS，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的教科书说，宇航员在太空上能看清楚的建筑物不多，我们伟大的长城，是肉眼能看到的雄伟建筑之一。
——某“总设计师”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郭沫若对大家说，XX比爷爷还亲;又有红歌“我把XX来比母亲”，已经全然不满足于伟光正的歌颂，不满足于做红太阳，不满足于做宇宙真理的代表，进一步要当别人爹妈，动辄和别人爷爷比亲密度。
——金三胖创作了神曲，让全国人民齐唱《没有他我们会死》，我们常说“地球少了谁都一样转”，但他用宇宙真理彻底证明了这是个谬误。
。。。
当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有了绝对优势的地位或无制衡监督的权力时，就是作恶的开始，而表现出的却是堂而皇之的一面。
昨天，又看到一个亲戚，在转发“穷养儿子富养女”之类的文章，真是忍不住，说了几句。
这种下三滥的论调，不知道毒害了多少人，也不知道还要毒害多少家庭。
人的成长，能不断融入周遭，是一个不断具有同理心的过程：你累过，你才能体会到别人的不容易；你痛过，你才能体会到别人的痛楚；你尴尬过，就会避免让别人因你而受同样的境遇；你被欺骗过，你才知道有种可贵的品质叫做真诚。人是社会性动物，只能在融入群体中获得知识、力量和成就，也就是在和人交往中，得到机会、成长和回报。单打独斗从原始社会到今天，都是注定要被淘汰的。
能融入群体或社会，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具有同理心。我们能与一个人成为朋友，一定是他在某些方面或多方面比别人理解我们；我们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设计师，必定是能充分理解他人对美的感知；我们能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能有号召力，一定是比别人更深入了解团队成员深度需求。
同理心，也是我们今天热衷于说的“情商”的重要部分，同理心哪里来？只有从经历、历练中来。
人生下来就是一张白纸，所有的同理心，都是通过经历得到的。
鲁西西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这是一个洞察力很强的女生，分析问题总是很深入，说她冰雪聪明一点不为过。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曾有让人大跌眼镜的一面。她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男人真实的一面是什么样的呢？》，这样说她的一段经历：
“有一次，我和一个男人一起走。我在超市买了很多东西，很沉，他都替我拎了。他走到楼下，放下袋子，使劲甩着手，道：好累啊! 我闻言大吃一惊：你拎东西也会觉得累吗？他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当然会啊。
啊，请不要笑我白痴，我真的是活到这把年纪，才知道原来男人拎东西也会累。这是因为我父亲这样的男人，带给了我一种错觉。我从小到大没听过他抱怨过累或苦，无论他工作多辛苦，也无论他拎多么重的东西。这使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男人都是力大无穷的。
记忆中的父亲也从来不吃好吃的，总是把零食、水果等各种美味的东西让给我们，使我以为男人都不喜欢好吃的。”
—— 《愿你不为世界所累，活得更像自己》，鲁西西，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05版
聪明如她，尚不能体会父亲或其他男人的累、苦心，对美食的喜爱，更不用说一般智商的人了。同理心根本不是智商的结果，不是你聪明就感悟到的，而是由经历铸就的。
CGTN主持人刘欣，没错，就是那个大张旗鼓要和美国Fox电视台主播Trish Regan隔空论战，最后变成互致问候的刘欣，在“辩论”事件后的两个多月，2019年7月17日，发微博控诉下飞机时“用力取下行李箱”，但身边“一圈看上去健康的正常男士，没有一个抬头，没有一个伸手”，并表示“没有爱心的人是丑陋的，不管多有钱”。她大概已经习惯了，全世界都以她为中心的感觉，甚至连一声求助的话，都不屑于向周围的男人发出；脱口而出的指责他人的尖刻言语，来的那么自然。
穷养和富养都不会人格健全，请用脑养
那些所谓的“富养”教育，什么都来得太容易，什么都觉得理所应当，从小就不知道他人的辛苦，不知道生活中的累和无奈，不知道别人的难处，什么场合都只顾及自己的感受，是最容易缺乏同理心的失败教育。
这样所谓“富养”的女儿，在家，学校、工作、婚姻中，都会是一种灾难：
——家里母亲生病了，还在抱怨妈妈为什么不给自己做好吃的；
——学校图书馆，又是脱鞋又是吃零食，丝毫不理会他人的感受；
——工作中，是受不了委屈的，动辄撂挑子不干了，绝不考虑会有什么后果。
——老公晚上十一点下班回家，她还在埋怨为什么不早点回来给她做饭；
没有人喜欢和自私的人交往、合作、谈恋爱、结婚走一生，缺乏同理心，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不自知的自私。
“穷养”教育，又是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物质上的过度匮乏，让心智未成熟的人产生深深的自卑，在小心翼翼、观言察色中长大，失去了一个人堂堂正正的自信本色，更是失去了很多成长的机会：一辈子不知道穿衣打扮，总是觉得吃一顿好的就是罪恶，不是过度的在乎他人的感受就是过度的冷漠，永远和人斤斤计较。。。
教育的本质是使得人格健全，人格健全从来不是简单“穷养”、“富养”能给的，无论男女，最重要的是在家庭能力范围内，给他们提供更多历练的机会：既要有痛的经历，也要有乐的经历，让他们在生活中，能感受酸甜苦辣，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不要过于自我又不能失去自我，具有方方面面的同理心。
下次要记住：
——有时父母也要挑最好的肉吃，让小孩去啃骨头，不要再有那种“妈妈喜欢吃鱼头”的辛酸故事；
——常让小孩去做做重活脏活累活，让他们知道父母的不容易，不要再出现那种“我以为爸爸不会累”的悲伤故事；
——给小孩买玩具，不要挑贵的，而是要多样化，让他们知道各种原来乐趣有很多种。
——既要有抠门的原则，又要有大气的潇洒。
——不要垫着脚尖、拼了老命送去“贵族学校”，与其争走独木桥，不妨多趟几道小河、多爬几座山。
——不管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人生总有缺憾，总有买不到买不起的，不是穷养富养能解决的，接受缺憾，自信成长、堂堂正正做人最重要。
。。。
父母的爱尽管是无私的，但每个人的一生，父母都只能陪着走过一小段路。在生命中的每个阶段，都有来来往往的人，我们只有作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具有广泛的同理心，才能很好地在每个阶段与人共舞，走的更稳、走的更远，收获更多。
若干年前，去五台山，一路上看到那些的朝圣者，从数百甚至数千公里赶来，三步一小拜五步一大拜，膝盖磨破甚至出血了，磕头磕得脑袋上都有显眼的印记，虔诚得让人觉得恐怖。
后来去了川藏线，更是刷新了眼界：被烈日晒得全身发黑甚至晕厥的，用鞋子当手套跪拜鞋子都磨见底的，饿的嗷嗷叫的幼儿，嘴唇干裂吐词不清的老妪。。。他们的共同点是，叩拜姿势紧贴地面，手尽力向前伸，唯恐显得不虔诚。
无论多少人称之为信仰，美化为勇气，咏作坚持，对不起，我看到的只有愚昧、愚蠢和贪惰，想到的只有宗教的罪恶。
邪恶的宗教和独裁政治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灌输单一的教化，打着信仰的旗号，来消灭人的自我意识。它们强调不容置疑的信条，排斥人的自主思考，把其它思想都视为异类，扼杀人的一切思维能动性和辨识力。它们的本质，都是把人变成利益集团的工具。
康德之所以是研究哲学绕不过的存在，是他开创性地指出，人之所以值得尊重，并不在于我们拥有自身，而是因为我们是理性的存在。理性赋予了人类以特殊的尊严，标识了人与动物的区别。所以，人应作为目的本身加以对待，而不是手段或工具。
没有了自我意识的人，本质上就是工具，用康德的哲学观点来说，和动物没什么区别。那些被宗教和独裁政治驯化的信徒，就是一群一呼百应的工具罢了。人一旦丧失自我意识，成为工具，盲目性、极端性和残忍性就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些就是宗教和独裁政治最喜欢的特质。
宗教的力量如此强大，促使我去探究其中的原因。读很多宗教史的书，看了各种神话人物的演变研究的文献，略读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方面的大量资料。
人之所以容易被宗教禁锢，一方面由于对自己能力的无力感，另一方面，由于人性本身不劳而获的自私和贪婪。
面对环境的无力感时，人就容易相信命运、相信牛鬼神蛇、相信超自然。不用说古代科技不发达，人容易被向愚昧低头，就说在现在，很多人，经过多次创业失败、经过几次情感挫折、经过身边人接二连三的背叛，都很容易怀疑人生，开始相信命运，低头认命。于是很多定义你人生的言论，很多制造焦虑的歪理学说，很多人为营造伟光正的伪论慢慢成为人生信条，不再愿意找方法寻出路，不再相信行动可以改变处境，开始任由命运的摆布，开始以修行之类的行为自我麻痹，甚至开始求神拜佛。
好逸恶劳是人性一个幽深的阴暗面，自私贪婪是相伴之的特性。多数宗教都设定了天堂、地狱的模式，利用人的自私，教化他们奉献一切当下的情感、物质、劳动来表虔诚，以期获得未来一劳永逸的天堂。极端的政治也往往用着一样的手段，马翁的共产主义，圈来了无数好逸恶劳的底层人，通过信息封锁，外加不断灌输洗脑，让他们为所谓的社会（共产）主义放弃生命、财产、自由甚至亲情人伦，用宗教的驯化手法不容置疑地叫他们相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质极大丰富，按需分配”的社会，在未来某个时刻就可以实现。借鉴邪恶宗教和政治的经验，所有圈利和诈骗，几乎都无例外运用人性这个弱点来达到目的，例如金融诈骗，传销等。
能做到保持理性、不失自我，一方面，要保持怀疑精神和批判性思维。另一方面，坚持多维输入，拒绝一切单一的思维教化。
波克定理告诉我们，只有通过质疑和争辩,才可能诞生最好的主意和最好的决定。没有一种学说，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一种理论，亘古适用。经得起争辩和怀疑的，才是值得采用的理论。那种，一怀疑就被视为异类，一质疑就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就是邪恶。没有一个人，是值得仰视的，只让你无限颂扬和崇拜，而不容怀疑和批评的，就是变相的宗教。
单一的意识教化，本质上就是迷信和精神洗脑。任何事物或思想，只有对比，才知道好坏；只有竞争，才知道优劣；只有思维的交锋，才会开启人的智慧。保持多维输入，才使人变得理性。
早在九十多年前，胡适就告诉了我们“不受人惑”的方法：
1.保持怀疑，不信任一切没有证据的东西。
2.把一切学说思想都看做待定的假说，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处处顾及到思想的后果。
正是胡适，前后花了十几年时间，除了在国内，还从日本、法国、英国和美国多方搜集资料，写了几十万字的关于道教、佛教在中国传播的研究文章，他“几乎把一部禅宗史改写”。读了他的论著，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位在美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接受现代科学思维训练、学贯中西的学者，并没有像其他海龟那样，先入为主地否认传统和宗教，而是充分研究后得到结论：
1.道教中的所谓圣书的《道藏》，便是一大套从头到尾，认真作假的伪书。道教中所谓的经一一那也是《道藏》中的主要成分，大部都是模仿佛经来故意伪作的，其中充满了惊人的迷信。极少学术价值。
2.我把整个佛教东传的时代，看成中国的‘印度化时代’。我认为这实在是‘中国文化发展上的’大不幸也！这也是我研究禅宗佛教的立场。我个人虽然了解也曾做过若干贡献。但对我一直所坚持的立场却不稍动摇：那就是禅宗佛教里百分之九十，甚或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一团胡说、造伪、诈骗、矫饰和装腔作势。我必须承认我对佛家思想的宗教和哲学两方面皆没有好感。事实上我对整个的印度思想——从远古时代，直到后来的大乘佛教，都缺少尊崇之心。我一直认为佛教在全中国自东汉到北宋千年的传播，对中国的国民生活是有害无益，而且为害至深且巨。—— 《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李敖在《播种者胡适》里这样说：“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以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肯定他的稳健与睿智。。。”
“在人生大节上，胡适有他自己的新“儒行篇”，他自始至今不信权威、不信教条、不信圣人之言、不信“旧道德的死尸”、不信两千年前空洞的旧经典能解决二十世纪复杂的新问题。在这生化转变的大世界里，日新月异的新时代里，胡适始终在变化的环境里维持他的人格、观点和气焰。。。”
诚然李敖也不是什么好鸟，但他这些话说的还是很中肯的。
这就是，始终能保持理性、客观且独立的胡适，一直秉持着他“不受人惑”的方法论。
人前行最大的动力是内心的渴望，是你努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停留在意志状态的动力，是成功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我们所有渴望的结果，都是通过行动来达成，行动决定了一个人的与众不同，决定了一个人的竞争力，决定了一个人的强弱。
如果我们的内心渴望，没有导向行动去产生成果和产品，就很可能只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习惯性用热爱作为借口，去行一种消遣而已。
一个人的竞争力，其实并不在于知识或智慧的多寡，而在于将知识转化为产品的能力。能否将知识转化为有效的产品，只有通过行动的不断尝试、不断竞争、不断接受反馈和迭代。
今天，看到“教育部发布《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的新闻，不由得想起我的一次经历。
2019年5月，江西上饶五小案发生后，迅速登上了知乎热榜，高热度下的该问题，每分都在增加了成千上万条回答。稳排在前几位的一条回答，是一个现任中学老师写的。
这个老师的处事方式，是典型的打太极拳式：谁都有错，谁都不得罪，最后什么问题都不解决，完全一个和稀泥式的老好人模样。这么烂的回答，居然被高赞到前几位，我看后真是很气愤：正是因为有太多这样的老师和教育管理庸材，才屡屡发生这样的悲剧！于是，忍不住写了一条很长的评论，不客气地批评了这个老师，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理念。
其中，最核心的就是：
1.教育的管理部门，必须给予老师明确的独立性和职业尊严。现在，老师不敢管、不敢处罚学生，一方面被家长的责难吓怕了，另一方面被舆论戳怕了，这样的奇葩情况，背后是老师独立性和职业尊严被剥夺——说白了就是，老师变成教课机器，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能做，这怎么可能有良好的教育效果？我们必须明确：老师有权管且必须管，家长不能干涉学校教育，老师的职业尊严必须得到尊重。
2.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惩戒是必不可少的。无论中西方教育，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本质上，都是矫正学生的无敬畏之心。而矫正的过程，仅仅有正向的鼓励和赞赏是不行的，还必须有负向的批评和惩戒。
3.惩戒必须是透明有边界的。“透明”意味着，惩戒的过程可追溯；“有边界”意味着，惩戒的方式和程度是明确、有限制的。惩戒的目的是教育引导，是前正导向，不是发泄和伤害。从制度上，必须确保有惩戒，但惩戒是有度的。
4.把惩戒权交还老师。
5.教育管理部门应制定相应的制度，落实上述几点。
原文很长，举了很多例子和引用了一些理论。可惜原文没有单独保存，直接在手机上打的文字，这个问题后来被知乎删掉，评论也跟着不见了。
上饶事件的悲剧，背后很大原因是班主任和学校的不作为，不处罚、不疏通引导，一昧地和稀泥回避矛盾，导致家长失去理智。其实，更大的责任在于教育部，中小学老师不敢管学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也没见其有所作为，他们才是制度缺失的罪魁祸首！
这个评论很快就被点到了顶部，可这个老师回复实在让人失望，一看就完全形式主义，嘴上道歉承认不足，内心和行为不会有真的改变，和日本人道歉有得一拼：看上去很诚恳，行为上一切照旧。
之后，也就不再关注这个问题了。
没想到的是，几个月后，无意中看到一条新闻：某市教育厅发布中小学惩戒制度试行办法，与我的理念几乎完全重合，一些用词和我提出的一模一样，有两行文字和我写的一字不差！巧合乎？我还是相信，多多少少受到了我那条评论的影响。尽管他们没有联系过我，也无所谓了，能对教育公共事业，有这么一点点有效的建言，也很欣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