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许可(moral licensing)效应,是心理学上一个名词，源于普林斯顿大学一项著名心理学实验。意指，一个人认为自己是某个道德标准的拥护者时候，就像给自己发了一张“道德执照”，仿佛自己就代表了该道德本身，有着极大的自我优越感，惟我正确，在实际行为中，却背离本来的原则，把结果带往很糟糕的方向。
明代的海瑞是中国历史上清官的代表，与包拯齐名，是已经被神化了的人物。然而，真实历史上海瑞却鲜有政绩，他笃遵礼教祖规，蔑视人的欲求，不仅以严苛的标准要求自己，也以几近不人道的标准要求他人，把自己当做正义的化身，以理想化的想法改造社会，最后与周边一切格格不入，遭到从上到下一致的排挤，没有一项改革能得以善终。
张宏杰在《另一面：历史人物的另类传记》一书中，对海瑞这样评价：“海瑞的政治倾向，应该是极端保守主义，然而从另一角度看，也可以称为极端激进主义….他们总认为，有那么一种终极真理。。。。所以他们做起事来，总是那么惟我正确，总是那么激烈绝对，总是那么一步不退，总是那么缺乏建设性空间，而他们的失败，也总是脆败。海瑞如此，王安石如此，康有为也如此”
万历皇帝在给南京御史弹劾海瑞的奏折批复，“瑞在世庙时,直言敢谏,有披鳞折槛之风;清约自持,有茹蘖饮冰之节。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之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万历皇帝对海瑞的认识很清楚：海瑞树立道德榜样可以，却不可以委任以实权，可以继续装点朝廷门面，有道德利用价值，需要留他在这个虚职上续任。
公认的明朝唯一政治家张居正，在海瑞罢官退居海南时，亲笔致信慰问。然而从其主政改革至去世，十余年，自始至终不用海瑞。《明史》记载，“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亦不乐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视，瑞设鸡黍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去。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聪明绝顶深谙世事的张居正，心里很明白，海瑞只可以放在表面尊重，但万万不能作为改革实干家以任用。
海瑞的家庭悲剧，从另外一个方面折射出他几近畸形的性格：
他一生娶妻多次，第一任妻子许氏，生了两个女儿后被休掉。第二人妻子潘氏，入门后不足一个月被赶出家门。第三任妻子也在盛年时暴毙，而之前一个小妾自杀身亡，他的妾换了又换，妻妾生的三个儿子也先后夭折。他把官场上那套严苛的教化标准，丝毫不减地用来对付枕边人。更为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对待自己的孩子，也到了没有人性的地步：
海瑞对孩子的教育也绝对严苛，从小就对女儿传授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一天，他五岁的女儿因吃了家仆给的一个饼，他大声责骂：“女孩子怎么能吃男仆的东西，你饿死吧，这样才不愧是我的女儿”，小女孩也很倔强，从那天起坚决不进食，七天后活活饿死。
一个人，把自己当做某项权威或正义的化身时，就趋向于自己什么都是对的，眼中只有黑白两种世界，做起事来既容不下沙子也不会考虑他人的感受，更不理会可能造成的后果，拿出可与天下为敌的强蛮冲劲，去要一个理想化的结果。
民国军阀韩复榘，有着“韩青天”的名号，源于他主政山东时，热衷审案，有着浓厚包公情节。只不过，此君审案与法律法制不沾边，全凭自己的感觉来。有段时间特别相信自己的相术，审“犯人”的时候，只盯着人看，不说话，执法队伍看他右手一挥就拖出去枪毙，左手一挥就无罪释放。后来闹了一个乌龙：把前来送公文的当成犯人，给毙了。人大教授张鸣在其所著《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一书中，写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明白的人都说，古代所谓的清官，其实都是酷吏，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里，只列“酷吏传”，不设“清官”一项。不过，对于百姓来说，由于酷吏杀的多为官人，不管是否滥杀，大家还是喜欢，而且在不断的喜欢中，炮制出更加合乎自己需要的清官形象来，借这种虚幻的形象，一舒压抑的心境。做了军阀、统治一方的军汉……有意无意都喜欢模仿清官，既模仿清官断案时的威风，也模仿清官断案时的专断……也没准潜意识里想做个清官……实际运作给社会带来的，往往是真正的灾难。
—— 《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张鸣著，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刘鹗在其名作《老残游记》中写道：“天下事误于奸慝者十有三四，误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十有六七”，尖锐指出，误国妄事的，往往不是所谓贪婪奸滑的小人，而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假道学，他们充满了绝对的道德优越感，天下人都是小人，就自己是君子，在行事中，总是一副问心无愧的做派，事情做得一塌糊涂。其故事中一个主人公玉贤，这位清廉的昏官，两袖清风，以满满的自我正确感，刚愎自用、草菅人命，冤杀了很多无辜之人，他理曹州不到一年，衙门前十二个站笼就站死二千多人，“九分半是良民”。
温体仁是明崇祯期间任期最长的内阁首辅，以廉洁、谨慎闻名，史载其“斤斤自守，不殖货脯”，《明史》记载:“体仁辅政数年…用廉谨自结于上，苞苴不及门”，对他评价是：“流寇躏畿辅，扰中原，边警杂沓，民生日困，未尝建一策，惟日与善类为仇”。身居要职多年的他，是货真价实的庸才，不仅从未献出一条有价值治国方略，也没有退清平定边乱的智谋，反而醉心于排除异己、培养党朋，为报复政敌无所不用其极。御史吴履中说：“温体仁托严正之义，行媚嫉之私，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事，酿成祸源，体仁之罪也”，温体仁为政严苛，人皆称“温体仁全师江陵之术而加甚焉”，他无疑是加速明王朝灭亡的关键人物之一。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病逝，胡适时在美国，得知消息，他在11月13日日记中，对汪先生的一生做了点评，短短的几行字却道出了诸多人性真谛：
同日，日本宣布汪精衛死在日本病院裡。
可憐！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終身不免有“烈士” 的complex。
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 ，性命不顧是一件事；所主張的是與非，是另外一件事。此如酷吏自誇不要錢，就不會做錯事，不知不要錢與做錯事是兩件不相干的事阿！
——《胡適日記全集第八册（ 1940-1952）》曹伯言整理 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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