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许可的自我幻觉,企业管理中的海瑞们

By heiry on 2020-12-15 [ in 管理, 管理思维 ]

道德许可(moral licensing)效应,是心理学上一个名词,源于普林斯顿大学一项著名心理学实验。意指,一个人认为自己是某个道德标准的拥护者时候,就像给自己发了一张“道德执照”,仿佛自己就代表了该道德本身,有着极大的自我优越感,惟我正确,在实际行为中,却背离本来的原则,把结果带往很糟糕的方向。

明代的海瑞是中国历史上清官的代表,与包拯齐名,是已经被神化了的人物。然而,真实历史上海瑞却鲜有政绩,他笃信礼教祖规,蔑视人的欲求,不仅以严苛的标准要求自己,也以几近不人道的标准要求他人,把自己当做正义的化身,以理想化的想法改造社会,最后与周边一切格格不入,遭到从上到下一致的排挤,没有一项改革能得以善终。

张宏杰在《另一面:历史人物的另类传记》一书中,对海瑞这样评价:“海瑞的政治倾向,应该是极端保守主义,然而从另一角度看,也可以称为极端激进主义….他们总认为,有那么一种终极真理。。。。所以他们做起事来,总是那么惟我正确,总是那么激烈绝对,总是那么一步不退,总是那么缺乏建设性空间,而他们的失败,也总是脆败。海瑞如此,王安石如此,康有为也如此”

万历皇帝在给南京御史弹劾海瑞的奏折批复,“瑞在世庙时,直言敢谏,有披鳞折槛之风;清约自持,有茹蘖饮冰之节。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之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万历皇帝对海瑞的认识很清楚:海瑞树立道德榜样可以,却不可以委任以实权,可以继续装点朝廷门面,有道德利用价值,需要留他在这个虚职上续任。

公认的明朝唯一政治家张居正,在海瑞罢官退居海南时,亲笔致信慰问。然而从其主政改革至去世,十余年,自始至终不用海瑞。《明史》记载,“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亦不乐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视,瑞设鸡黍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去。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聪明绝顶深谙世事的张居正,心里很明白,海瑞只可以放在表面尊重,但万万不能作为改革实干家以任用。

海瑞的家庭悲剧,从另外一个方面折射出他几近畸形的性格:

他一生娶妻多次,第一任妻子许氏,生了两个女儿后被休掉。第二人妻子潘氏,入门后不足一个月被赶出家门。第三任妻子也在盛年时暴毙,而之前一个小妾自杀身亡,他的妾换了又换,妻妾生的三个儿子也先后夭折。他把官场上那套严苛的教化标准,丝毫不减地用来对付枕边人。更为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对待自己的孩子,也到了没有人性的地步:

海瑞对孩子的教育也绝对严苛,从小就对女儿传授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一天,他五岁的女儿因吃了家仆给的一个饼,他大声责骂:“女孩子怎么能吃男仆的东西,你饿死吧,这样才不愧是我的女儿”,小女孩也很倔强,从那天起坚决不进食,七天后活活饿死。

一个人,把自己当做某项权威或正义的化身时,就趋向于自己什么都是对的,眼中只有黑白两种世界,做起事来既容不下沙子也不会考虑他人的感受,更不理会可能造成的后果,拿出可与天下为敌的强蛮冲劲,去要一个理想化的结果。

民国军阀韩复榘,有着“韩青天”的名号,主政山东时,他热衷审案,有着浓厚包公情节。只不过,此君审案与法律法制不沾边,全凭自己的感觉来。有段时间特别相信自己的相术,审“犯人”的时候,只盯着人看,不说话,执法队伍看他右手一挥就拖出去枪毙,左手一挥就无罪释放。后来闹了一个乌龙:把前来送公文的当成犯人,给毙了。人大教授张鸣在其所著《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一书中,写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明白的人都说,古代所谓的清官,其实都是酷吏,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里,只列“酷吏传”,不设“清官”一项。不过,对于百姓来说,由于酷吏杀的多为官人,不管是否滥杀,大家还是喜欢,而且在不断的喜欢中,炮制出更加合乎自己需要的清官形象来,借这种虚幻的形象,一舒压抑的心境。做了军阀、统治一方的军汉……有意无意都喜欢模仿清官,既模仿清官断案时的威风,也模仿清官断案时的专断……也没准潜意识里想做个清官……实际运作给社会带来的,往往是真正的灾难。

—— 《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张鸣著,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刘鹗在其名作《老残游记》中写道:“天下事误于奸慝者十有三四,误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十有六七”,尖锐指出,误国妄事的,往往不是所谓贪婪奸滑的小人,而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假道学,他们充满了绝对的道德优越感,天下人都是小人,就自己是君子,在行事中,总是一副问心无愧的做派,事情做得一塌糊涂。其故事中一个主人公玉贤,这位清廉的昏官,两袖清风,以满满的自我正确感,刚愎自用、草菅人命,冤杀了很多无辜之人,他理曹州不到一年,衙门前十二个站笼就站死二千多人,“九分半是良民”。

温体仁是明崇祯期间任期最长的内阁首辅,以廉洁、谨慎闻名,史载其“斤斤自守,不殖货脯”,《明史》记载:“体仁辅政数年…用廉谨自结于上,苞苴不及门”对他评价是:“流寇躏畿辅,扰中原,边警杂沓,民生日困,未尝建一策,惟日与善类为仇”。身居要职多年的他,是货真价实的庸才,不仅从未献出一条有价值治国方略,也没有退清平定边乱的智谋,反而醉心于排除异己、培养党朋,为报复政敌无所不用其极。御史吴履中说:“温体仁托严正之义,行媚嫉之私,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事,酿成祸源,体仁之罪也”,温体仁为政严苛,人皆称“温体仁全师江陵之术而加甚焉”,他无疑是加速明王朝灭亡的关键人物之一。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病逝,胡适时在美国,得知消息,他在11月13日日记中,对汪先生的一生做了点评,短短的几行字却道出了诸多人性真谛:

同日,日本宣布汪精衛死在日本病院裡。

可憐!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終身不免有“烈士” 的complex。

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  ,性命不顧是一件事;所主張的是與非,是另外一件事。此如酷吏自誇不要錢,就不會做錯事,不知不要錢與做錯事是兩件不相干的事阿!

——《胡適日記全集第八册( 1940-1952)》曹伯言整理  聯經出版

我们企业管理层中,有多少这样的海瑞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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