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个人还是组织，在追求改变、进步和提升的过程中，要想取得实质性和长期的成功，大都需要从小到大、从慢到快、从局部到整体逐步地改变，也就是一点一滴、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从而最终达成目标。这叫做“进化论原则”，这是一个生物学规律，也是一个社会学定律。
其本质思想，是无论生物体生理，还是人的心理、社会文化、群体行为，都是具有惯性的，而要改变这种惯性，需要持续长时间的微小变化积累。正如矫正牙齿、骨骼的方式，需要长时间持续给予微小的力量来改变，若强力扭转，只会折断折损，而达不到矫正的目的。
一个人要想减脂成功，不是一下子严控饮食，突增运动量，突击能够达成；而是，每天形成一定的热量缺口，慢慢递进式的增加，到了一定程度，再调整方案，使得身体适应节奏，不会报复性反弹，从而稳步到达目的。
改变一个拖延的习惯，是通过把事情拆解为一般事务性和深度事务，从一般性事务的立即行动，自然过渡到需要深度思考的缓步行动，曾风靡全球的畅销书《原子习惯》说的即是这个道理。
一项社会改革能实现，必定是一个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制度柔性的过渡，慢慢达成的；所有激进的方式，只会带来动荡、割裂和反弹。台湾土地改革，是世界公认的学习典范，与大陆共党残暴血腥的方式不同，国民政府在台湾的土地改革——“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循序漸進的三部曲，是温和渐进式的改良，照顾到了各方利益，整个过程没有杀人流血，成功实现了和谐与蓬勃发展的良性结果，成为世界土地政策的学习榜样。已经灭亡和可预见必将灭亡共产主义国家，以及南美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国的统治者，都企图以简单粗暴共产乌托邦思维改造社会，最后都是血流成河、贫困、饥荒与仇恨遍地的结局。
就在五十年前，新竹一帶的佃租率仍高達七○％，也就是說，農民一年的辛勤收穫，有七成要繳給地主。台北、台中、台南等七縣市，佃租率平均也高達五七％。
直到陳誠來到台灣。
一九四八年，國共內戰正在生死關頭，陳誠被任命為台灣省主席。
懷著「民有、民治、民享」社會公平的夢想，看見當時貧富差距如此懸殊的台灣農村，陳誠決意重新分配土地所有權。
但陳誠的改革，不同於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雖然也引起一些大地主不滿，但始終沒有造成血淚抗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以循序漸進的三部曲：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來完成改革大計，每一步都是溫和理性的財富重分配。
這些改革使台灣農業生產力大增，糧食比前一年增產三成，佃農收益比前一年增加四三％。不僅農村貧富差距縮小，台灣也自此有了邁向工業化的厚實基礎。—— 《土地改革第一波 陳誠》《天下雜誌》2012-06-25
年轻时，没明白这个道理，后来读了很多历史巨人的思想，结合实际的经验，方悟出其中的真谛。
因復語張曰：「爾性太急切，且易衝動。爾當知世上有許多事，皆非躁急之舉動可以成功者，唯步驟一致漸進之行動，乃可得真正之進步；換言之，即全國人民程度進至適當之水平線後，仍將感效果之遲緩。然余之經驗告余，躁急者百分之力量，祇能得一分之收穫；而徒求快意一時之舉動，決不能致中國於富強，惟堅忍卓絕之苦幹，始能得理想中之成功。」 張聞言，頗感動，誠摯言日：「夫人，余已覺悟此舉…
——《西安事變回憶錄 》 宋美齡著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 中正文教基金會
…社會是種種勢力造成的，改造社會須要改造社會的種種勢力。這種改造一定是零碎的改造，——一點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無論你的志願如何宏大，理想如何徹底，計劃如何偉大，你總不能攏統的改造，你總不能不做這種「得寸進寸，得尺進尺」的工夫。所以我說：社會的改造是這種制度那種制度的改造，是這種思想那種思想的改造，是這個家庭那個家庭的改造，是這個學堂那個學堂的改造。
—— 《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胡適 1920年1月15日上海《時事新報》
——《原鄉精神：台灣的典範故事》 馬英九著 天下遠見出版公司 2007年
学生时代，上了十几年的学，读过诸多所谓的“大师”、“伟人”的名篇名著，却从没有过真正的内心触动。一直很奇怪，为什么那些所谓的名篇巨著，总是让人觉得或是云里雾里，或是无病呻吟，或是不着边际，甚至故弄玄虚？既没有让人自然接纳的美感，也没有让人真正体会到那些宣扬的“智慧”，读多了这样的书，不但没有理清种种疑惑，反而愈发使人迷茫。直到N年前，误入《易卜生主义》，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开启了真正启蒙的时刻。
说起来真是无比的悲哀，人生几乎过半，才恍然大悟，什么才是真正的智慧，什么才是一辈子最重要的东西。在最好的青春年华里，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了洗脑教育上，这种教育往脑中灌入的都是垃圾，这些垃圾让人失去自我，备感迷茫。等到有所觉察，再往外一点点掏出垃圾时，人生已经过去了一半，却不得不又从零开始起步。
跟随着《易卜生主义》的线索，一点点看到了智者的光芒，一步步看到真正英雄的身影，慢慢看清那些篡改历史、丑化良善的跳梁小丑们的真面目。
当年张维迎在与林毅夫公开辩论产业政策时，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 所以我们看到， 一旦政府鼓励任何一个产业， 这个产业一定会变得产能过剩， 危机四伏。 凡是政府扶持的产业， 不把它做砸绝不会罢手。
当然， 做砸了是不是罢手也不一定， 因为政府官员还可以错上加错。 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产业政策一定会出现错误： 支持了不该支持的企业和产业。但政府官员一般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 因为错误会暴露自己的无知； 掩盖错误的一个办法是对失败的项目提供更多的支持。 这就从无知走向无耻。
—— 《政府的边界》张维迎 林毅夫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03-01 P21
管理学上也有一个普遍的认知：一个人能力越低，一旦偶然身居要职或高位，他就越热衷于证明自己的了不起，做出各种荒唐举措，为了掩盖荒唐举措造成的损失和后果，又会制造更多更加荒唐的措施。低能的管理者，往往不会把时间精力用于改进工作上，而是不断做表面文章，以彰显不凡来获得周围人对自己的认可。
小人得志时，最热衷于宣扬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最常用的手段，就是不断编造谎言，用尽诋毁手段贬低人格高大的人，并用暴力打手严密阻止真实信息的传播。东施知道自己很丑，于是逢人就编造自己辉煌的过去，并极力渲染西施是多么的丑陋和不堪，严密控制村外的信息输入，极尽谎言与威胁，使得周围的人都慑于淫威而宣扬她是村里最美的人。但凡一个正常人出现，都会立马把她照回原型，于是她就编造各种“辱村”论，把其它被洗脑的工具人拉到拉到同一战线，鼓动对立。一旦西施真的出现，她就彻底无地自容，只会用更竭嘶底里、更荒谬幼稚的方式来对抗。
从《易卜生主义》到《演化论与存疑主义》《问题与主义》《新思潮的意义》《贞操问题》《科学与人生观》《不朽》《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再到《时论集》, 加上几十年的日记，给人的思维冲击已经不能简单用“巨大”来形容了。在大量阅读适之先生的著作后，猛然惊醒，韩寒当年是多么的清醒而睿智，不禁为自己花了那么多宝贵年华在垃圾教育上痛心不已。
当你有一天看到，站在面前的西施不仅美丽动人，且人格魅力十足时，你一定会认清那个拼命诋毁她、且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你和其接触的东施。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满世界都称“我的朋友胡适之”，获得过三十多所世界顶级名校荣誉博士学位的人，一生没有拥过一兵一卒，没加入任何党派，至死践行科学、民主与自由的学者，却被列为“战犯”，被工具人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批判浪潮并写下几百万字批判“巨著”。
快两年没更新，今天好想写点东西。
大学时的好同学，今天因为癌症走了，早上听闻这个消息，很难过，一天都感觉有点恍惚，没有心思做事。
大学时，几乎每天吃饭、上课都是在一起，同院的好几个同学甚至分不清我俩。有一次课间，两位同院的女生从身边走过，其中一个过来打招呼，对着我却叫的是他的名字，旁边女生顿时笑出声来。隔壁寝室的一个同学还说我们是双胞胎，长得很像，又经常在一起。
聪明，谦逊、厚道，是他最大的三个特点。
他天资聪颖，学什么都很快，记忆力极好。总成绩整个学院名列前茅，班里曾是第一、第二名，英语四六级都一次过，后来通过公考入职了国资委，随后又考研读了硕士。
他写得一手漂亮的字，自带行书风，错落有致，工整干净，非常有条理。
谦逊这种品质在他身上体现的尤为突出。我大概是整个大学期间和他走的最近，接触最多的人，但我从未见过他夸耀过什么，甚至隐式地炫耀过什么，从未有半点的傲气，对任何人都非常谦逊，做人行事都非常低调。
厚道，是无法伪装的。一个人是否厚道，长期的一言一行，绝对是可以感知的。他就是一个非常厚道的人，我们几年的相处，他给我的印象，是实在、真诚，没有多余的成分。
他在很多方面，潜移默化间影响了我。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背后的人间炼狱
唐安史之乱期间，真源县县令张巡组军死守睢阳，被围八个多月，等不来援军，城中粮尽，开始杀马，捉老鼠，网麻雀，吃树皮、弓弩等，最后发展到已无物可食。为了显示对朝廷效忠的决心，他依然拒不投降，并当众杀掉自己的妾，予部下食用。在这种疯狂示范下，副将许远杀掉自己的奴仆，供军饷食。此恶一开，守军就以杀城内百姓为军粮，先杀完妇女，然后杀老弱，最后杀男丁，前后杀了三万多人做军粮。
巡出爱妾曰：”诸君经年乏食，而忠义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众，宁惜一妾而坐视士饥？”，乃杀以大飧，坐者皆泣。巡疆令食之。远亦杀奴僮以哺卒，至罗雀掘鼠，煮铠弩以食。……被围久，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二 中列传第一百一十七忠义 中张巡》
最后，睢阳城还是被攻破，张巡被燕军处死。为平定安史之乱立下汗马功劳的张巡，被树为忠勇志士，受到朝廷的大加赞赏，追赠扬州大都督，封邓国公。包括唐及其后各朝代的正史，无不把他置于“忠义”之列，以颂扬其忠君爱国之举。后来的知名文人武士，包括王安石、韩愈、岳飞、陆游、文天祥等均撰有赞颂张巡诗文。直至今天，无论是各种著述，还是网上的三教九流，依然普遍高唱赞歌，颂之为英雄烈士，河南商丘更是重建了“张巡祠”，并指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这种高歌论调在愚民政策与洗脑教育的环境下，无疑大有市场。本来对向敌人的屠刀，毫不犹豫地刺向自己的爱人和父老姐妹，在高亢狂热的“忠义”名义下，把他们活活变成人肉鲜羹。如果是说在那个愚忠极权的年代，勉强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在鼓吹这种丧尽人伦的“忠勇”行为，就是匪夷所思的人性泯灭了。
不要说那是被杀者的自愿，难道那三万多人都排着队、心甘情愿被杀？难道他们看着自己父母、爱人、兄妹、儿女先后一个个被活杀烹煮，没有愤怒的哀嚎和反抗？那个在张巡看来“岂能可惜一妇人？”、不值得一提的小妾，怎可能心甘情愿被一个视自己为工具的恶棍屠宰分食？无论是司马光，还是后来专制皇权下的文武墨客们，包括今天高唱颂歌者，无疑都刻意回避了这些问题。实则，无论妻妾奴仆还是城中民众，不过都是在这些朝廷恶犬武力裹挟下，处于极度恐惧和饥饿，绝望到无力反抗而已，经过官方宣传机器和御用文人的渲染，成了心甘情愿的牺牲奉献。对于百姓草民而言，无论朝代如何变化，都不过是奴隶换了个主人而已，他们怎可能情愿让自己和亲人活活变成人肉汤羹，怎会有如此丧心病狂的动力来维护统治阶级？
也不要说，这些都是必要的牺牲。这只不过在自我拔高的道德感下，打着大义的名号，不择手段地用他人的牺牲来装点自己的高尚，用底层和弱者的血肉来显示自己的忠贞，以无底线践踏他人的尊严和生命的方式向上邀功、攫取名利罢了。燕军目标是腐败没落的李唐朝廷，与城内百姓没有半毛瓜葛，更没有任何理由和动机去屠杀百姓。事实也显示，周边已被燕军占领的郡县，并没有发生屠戮百姓的行为。历代朝廷之所以极力推崇这种无人性的忠诚，无非是培养大量无脑韭菜为其专制统治的延续卖命而已。
柏杨在其白话版《资治通鉴》中，对睢阳之围有着与司马光完全不一样的思考，可谓发人深省：
美国和墨西哥战争时，大卫·克拉克先生，曾经死守阿拉姆城，但他先疏散没有战斗力的老弱妇孺，然后征求“与城共存亡”的志愿军，经过一场惨烈的攻守战，全城被屠，跟睢阳之围的故事，中国家喻户晓一样，阿拉姆之围的故事，美国也家喻户晓。
然而，阿拉姆之围，可歌可泣，睢阳之围，我们没有歌，只有泣，那是已瘦成一把骨头的女人和孩子们，被暴官们宰杀时痛彻骨髓的哀泣。中国人没有生命的尊严，在恶君凶臣、强盗匪徒眼中，一文不值；就是在所谓圣君贤相、忠臣义士，以及高级知识分子眼中，也不过是使他成功的一种手段。每一思及，悲愤交集。
—— 《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五十三册《睢阳之围》
狂热愚教下的人伦之殇：告发母亲，弑母狼子的追悔
1970年4月11日，安徽固镇县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方忠谋被当局枪决于郊外，罪名是“反革命”。
而导致方忠谋被处决的关键，正是她儿子张红兵和丈夫张月升的揭发举报。
1970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八，方忠谋在家里，吃完饭与家人闲聊时，批评毛以及对其的个人崇拜。她的话旋即引起她那“根正苗红”的儿子、大院里最积极的红卫兵张铁夫（当时已改名张红兵）的强烈反弹。张红兵当场指责母亲“贬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并“立即投入对母亲的批判斗争”，表示他与母亲现在已经是“阶级敌人”，当即与她划清界限。
而方忠谋的丈夫张月升，在与妻子划清界限的同时，则带着材料去军方举报——“揭发方忠谋的’反革命行径’”。张红兵还怕父亲还留恋夫妻之情，不是真的去举报，自己又写了一封检举信，并包上平日佩戴的红卫兵胸章，走出家门，把信塞进了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的宿舍门缝里，张红兵原话是：“就是向军代表报案，把母亲抓起来。从幼儿园到小学所受到的教育，就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我当时非常震惊，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变了，不是一个母亲了，而是阶级敌人。我立即投入对母亲的批判斗争。
这时候父亲就表态说，从现在起我们坚决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放的毒全部都给我写出来。母亲写完一张纸，我父亲就拿着出了家门，说要去检举。我担心父亲可能考虑其他因素，比如和母亲的感情，比如整个家庭要照顾。为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我写了封检举信，和我的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军代表宿舍的门缝。
—— 新京报2013年08月07日 《
而他们的举报，直接将方忠谋送上了死亡之路。军警很快上门将“反革命”的方忠谋捆走，两个多月后的1970年4月11日，在万人宣判大会之后，方忠谋被押送郊外枪决，她是固镇县在文革中第一个被处死的“反革命”。
新京报：举报母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后果？
张红兵：想到了。父亲举报回来后，就问母亲：枪毙你不亏吧？你就要埋葬在固镇了。在我亲笔写的检举揭发材料的最后，我写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我知道我和父亲这么做，意味着母亲会死亡。
…
当时心里很乱。不过想得最多的，不是后悔，而是觉得家里出现了一场阶级斗争，我和父亲站稳了立场，我们的政治表现经得起考验。那时候大家都被裹挟在一种氛围里，想跑也跑不了。我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彻底地、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
后来，固镇县教育革命展览中，还有一块展板是《大义灭亲的中学生张红兵和反革命母亲坚决斗争的英勇事迹》。
—— 新京报2013年08月07日 《
因为“大义灭亲”，张红兵被树立为革命典型，在母亲的批判大会上做演讲，他的“革命事迹”还被创作成漫画在县展览馆展出。张家父子一时风光无两，然而小县城里很多百姓，却对他们出卖亲人的行为，暗地里指指戳戳。
——凤凰卫视2016年5月31日《冷暖人生》：《
多年后，张红兵才醒悟：那些虚幻出来的崇高是“杀人不见血的锋利刀子”，“世界上最伟大是母爱，最崇高的是人性”；他才明白，自己母亲原来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在那个愚昧而泯灭人性的时代中，她是极少数没有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
张红兵还说：“只是在自己和亲人们经历过无数的艰难和坎坷，付出了一次又一次血和泪的代价，并且在我自己娶妻生子之后，原本不懂任何人情世故的我才大彻大悟了：什么虚幻的景象，动听的说教，人造的偶像，神圣的祭坛……全是愚弄别人、自欺欺人的骗人鬼话，是毒害青少年和儿童的精神鸦片，是杀人不见血的锋利刀子！不管是谁，永远都离不开自然规律——吃饭、穿衣，生老病死；世界上最伟大是母爱，最崇高的是人性！” —— 新民周刊《
文明的国度：他们坚守的是什么
桑德尔在《公正——该如何做是好》（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Michael J. Sandel）一书也即哈佛公开课中，对自由、正义、公正、道德等诸多方面做了广泛探讨，举了大量引人深思的例子，《拒林肯总统任命的李将军》和《兄弟的守护者：伯格兄弟》就是其中之二：
——桑德尔举例之一：Robert E. Lee：
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解释做这个决定的原因：
尽管我对联邦很忠诚，可我还是不能，举起拳头来打我的亲友、我的孩子、我的家乡……如果联邦解散了，政府瓦解了，我会回到家乡，与乡亲们共担苦难。只有在需要保护家乡的时候，我才会拔出利剑。
With all my devotion to the Union, I have not been able to make up my mind to raise my hand against my relatives, my children, my home . . . If the Union is dissolved, and the Government disrupted, I shall return to my native State and share the miseries of my people. Save in her
在李将军看来，家比国(联邦)重要，亲情比与政治正确（统一）重要。李将军后来虽然战败，但依然深受美国人爱戴，没有人把他当做叛国者，到了今天，他依然被美国人尊为史上最伟大的将军之一。
——桑德尔举例之二：Brothers’ keepers : The Bulger brothers
而他哥哥詹姆斯，则中学辍学，整日流荡街头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后来发展到抢劫银行被捕入狱。出狱后在更是组织了黑帮组织：冬山帮（Winter Hill Gang），从事谋杀、敲诈、洗钱、贩毒及走私军火等非法勾当。1995年开始，被FBI列入十大通缉犯名单之中，悬赏金仅次于本·拉登。
尽管威廉·伯格与他的哥哥通过多次电话，但是他却声称自己并不知道哥哥的下落，并拒绝协助警方调查。2001年,当威廉在陪审团面前作证时，一名联邦检察官对他施压，要求他提供哥哥的消息，遭到他回绝。
法官当庭质问：“想清楚了，难道你对哥哥的忠诚，胜过马萨诸塞州人民吗？”
“So just to be clear, you felt more loyalty to your brother than you did to the people of the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 ”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威廉回答说，“但是我确实需要对我哥哥忠诚，我在乎他….我不愿意帮助任何与他对立的人……我没有义务帮助任何人去抓他。”
“I never thought about it that way”，Bulger replied. “But I do have an honest loyalty to my brother, and I care about him . . . It’s my hope that I’m never helpful to anyone against him . . . I don’t have an obligation to help everyone catch him.”
桑德尔教授在书中写到：“在大多数情况下,公正之事就是帮助人们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家庭的忠诚能够凌驾于这一义务之上吗? 威廉·伯格显然是这样认为的”。
Under most circumstances, the right thing to do is to help bring a murder suspect to justice. Can family loyalty override this duty? William Bulger apparently thought so.
威廉·伯格本身是律师，也是资深政治家、教育家，他精通法律也深谙社会常识，有着自己的坚定的信仰和坚持，哪怕面临的是犯罪的亲人和所谓的法律正义，他依然坚守亲情第一，维护基本的人性伦理。
而在哈佛大学的公开课讨论中，很多人都赞同一个观点：如果极端情况下非要在二者择其一，家庭优先于团体或社群，团体或社群优先于国家。而发生在澳大利亚的图雷斯基兴奋剂事件，向我们展示了思考的另外一个角度。
图雷斯基兴奋剂事件
图雷斯基是俄罗斯国家队游泳教练，培养出了波波夫、克利姆等多名奥运金牌运动员。1993年，图雷斯基开始受聘于澳大利亚体育学院，为澳大利亚训练游泳运动员。2001年4月，居住在堪培拉的图雷斯基家中被盗，失窃物品包括珠宝、得意弟子们赠送的金牌等，这些东西后来被警方找到，但在清点丢失物品时，警方意外发现了少量的国际奥委会明令禁止的合成代谢类固醇。
澳大利亚体育委员会随后对外宣布，由于家中非法窝藏兴奋剂，图雷斯基被暂时取消教练资格。两天后首都堪培拉地方法院对图雷斯基发出传讯。图雷斯基事件在一向非常重视名誉的澳大利亚，引起了强烈震动，澳总理霍华德发表讲话，对案件表示关切，决不能让“水晶般清澈”的澳大利亚游泳队受到兴奋剂玷污。
但是，法庭认为，这个案件需要图雷斯基夫人的证词，而澳大利亚法律规定，如果证词需要夫妻之间揭短、对婚姻关系造成伤害，则不予采信。正因如此，图雷斯基被法院宣布无罪。
连岳在《作为底线的尊严》一文中，对图雷斯基兴奋剂事件，引述了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 》一书主张的法理精神，这样评说：
文明国度，其实不仅仅是婚姻关系，维系人类社会根基的亲情伦理，都是在这种法理思维的庇护范围。中国哪怕是封建时代、君主专制时代都是倡导和维护“亲亲相隐”的。
九月廿二日，沈劍虹大使晚宴招待紅極一時的白宮安全顧問季辛吉（基辛格）博士,我亦應邀作陪。談話中我發現此人是位一流的政治人物，也極自負。十月上旬利用週末乘火車前往紐約，與三哥赴西點軍校墓園向父母親致祭，隨即到教育長官舍拜訪老同學山姆華克准將(Brig. Gen. Sam Walker)。
他是韓戰中鼎鼎有名的美國陸軍第八軍團司令華克上將(General Walton Walker)的獨子，我們離開VMI後幾乎二十年沒有見面了。他親口告訴我：在韓戰中他的父親乘吉普車赴前線視察，不幸車翻人亡。而美軍有項不成文規定，在戰時獨子可不擔任有生命危險的職務，而山姆此時正是第一線連長，麥帥乃將他調到身邊擔任他的隨從參謀。在西點任滿後，山姆會歷任副師長、參謀長、軍長，一直到陸軍部隊司令部(Forces Command)的中將副司令，在七O年代中，他的司令調升陸軍參謀長，乃保薦他出任司令。
—— 《溫哈熊先生訪問紀錄》P154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著，1997
胡适1958年5月27日在国立政治大学演讲，道出亲人间互相举报的反人性恶行，从来不是中国传统所倡导的，而是共产党师承的结果：
… 共產來用暴力來維持它的政權，用一種「永遠不能實現的理想」來統治，這都是我國古代根本沒有的，既不通人性，也不通人情，孔子曾說過:「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父子隱，子爲父隱」，這是表示人性與人情。在文明國家裡所制定的法律内，均有白己的親屬不能作證的规定，也就是顺乎人情;而在共產的社會神，却叫人父控其子，子控其父，將人情完全抹煞。
共產黨的這一套，完全抄龑自蘇俄，當俄革命後，曾有一小孩莫洛索夫(Morozov)的父親再加中私藏了一些食，莫洛索夫便去向法院告訴，當黨部把他家的糧食沒收後，這位父親也被處罰了，不久，這小孩便失蹤。後來發現，這孩子被人殺死在林中，共黨了表揚這孩子的「功績」,還替他建了一座紀念碑，這不過是共產黨禁止私有財產存在的反人性的事例之一。
—— 《從中國思想史上談到反共運動》胡適 1958年5月27日
什么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财富？
鸟儿不是没有勇气飞过大海，而是对岸早已没有了等待。
哲学上讨论活着的意义，始终争论不休，更多人认为，活着本无意义，是人赋予了活着的意义，绝大多数人都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一个人的回忆总是恶意满满的时候，就是他找不到活着意义的时候，对世间也就没有了留恋。
法学有个基本术语叫做自然法（natural law），是相对于“ 人定法”（positive law）或立法法（ legislative law）而言的。自然法并不是成文法， 它是人类以理性和情感所发现的、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最一般的戒条或法则，是良知、 正义、 德性的集合体，是所谓的”天理”，是人定法的元规则，是康德道德哲学中的“绝对律令”。
几乎所有自然法，都毫无例外地把家庭认作是社会的中心，人类关系的基础，把维系血缘、亲密关系当做最重要的事。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夫妻互爱互信等是人性中最永恒的东西，是人生的根基，缺少了它，人类关系就会充满怀疑和不信任，陷入野蛮的丛林法则。人除了基本的家庭亲密关系，社群亲密关系中的互帮互助、知恩图报、言而有信等等，这些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需求。
人的一生中，幸福感通常来自于有牵挂的人，有美好的回忆。缺少了这些，人就没有了灵魂，若一个人没有了期待，就会没有底线，行同野兽，充满攻击、互害和弱肉强食。
在思想改造、反右、文革等人类史上最荒唐与恶毒的政治运动中，出现过无数的张红兵：子女揭发父母，夫妻互相告发、学生批斗老师，朋友同事瞬间翻脸…，这些不仅仅是冤死几千万人，更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人性灾难，深刻影响了几代人，这种对任何人都不信任的恐惧从此延续至今，有人倒地没人敢扶，假货横行、谎言无处不在…在共产主义这个人类毒瘤的暴力和洗脑下，造就了一个互害社会，人人自危。
我们终其一生，回忆起有幸福感的时刻，无非就是父母的爱，家庭的温暖，爱人的甘苦与共，友人的肝胆相照，这些构成了人生最重要的部分，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人性中的亲情伦理、爱与信任，是人永恒的财富，破坏了这些，人就陷入自我怀疑、兽性当道的恶性循环中。没有任何“伟大”的人、任何“光荣”的事业，任何“正确”的理由，有资格鼓吹一个人去牺牲这些。
日本、德国都是二战的战败国，然而它们在战后，又都迅速从满目疮痍的国家一跃成为顶级经济强国。更令人称奇的是，它们都从最令人憎恶的法西斯国家，都变成了最受欢迎的民主国家。这里的“最受憎恶”，大概不会有什么异议，因为二战是国家数量占绝对优势的同盟国，针对德日意为首的少数轴心国的战斗，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征讨，说它们最受憎恶并不为过，那“最受欢迎”又何从说起？
衡量一个国家受欢迎程度，特别是在和平时期，护照指数大概是国际上最通用的，其中免签（VF）和落地签（VOA）综合数量是其核心指标，直接代表了一个国家被其它国家的接纳程度。免签和落地签意味着，对一个国家的制度理念、文明程度、操守信誉、经济水平等等的肯定，也就间接表达了对对方到来的欢迎。
亨氏护照指数（The Henley Passport Index），公认是最权威的护照指数，近三年排名如下(→访问源数据)：
可见近三年，日本德国均居于全球前三甲，日本甚至稳居第一。
水稻、高粱、桑树等有一种常见的一种夜蛾科害虫，生物学名叫做双带夜蛾，古人称为螟蛉。
有一种与螟蛉关系密切的土蜂叫做蜾蠃。蜾蠃常常捕捉螟蛉的幼虫到自己的窝里，但并不吃它们。古人以为蜾蠃纯雄无雌，不能生殖后代，它们捕螟蛉的幼虫藏于窝中，是为抚育它们。经一段时间抚育后，螟蛉幼虫后就会转化成蜂蟲，破巢而飞，长成蜾蠃。
西汉扬雄在《法言．学行》中写道：“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裸，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大意是说，蜾蠃把螟蛉幼虫抓回泥窝中，并对它说：“像我，像我”，时间一久就会变成的样子。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记载：“蜾蠃，细要土蜂也，天地之性，细要纯雄无子”；汉朝郑玄笺注《诗经》曰：“蒲卢取桑虫之子，负持而去，煦妪养之，以成其子”；晋朝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蜾裸，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七日而化为子”。
于是，古人就把“螟蛉”比喻为养子。
直到南朝，有一个叫陶景弘的药师通过仔细的观察，发现真相完全不是前人说的那样，随即揭开了一个惊人的秘密：蜾蠃并非只有性，而是雌雄俱全，蜾蠃把螟蛉幼虫衔回窝中，根本不是为了抚育它们。他发现，雌性蜾蠃在产卵期，取泥球筑巢，后产卵于巢内，用丝把卵悬在巢内侧，再外出捕捉螟蛉，然后以蜂针刺其麻醉并封在巢中，作为自己幼虫的食物，通常一巢贮藏一、二十条螟蛉，一段时间后蜂卵孵化成幼虫，长成蜂后破巢飞出。
原来，蜾蠃与螟蛉根本不是抚育与养子的关系，而是捕食关系！
后来，更科学的发现揭示，蜾蠃是一种寄生蜂，它与螟蛉其实是一种拟寄生关系。所谓拟寄生关系，就是指寄生者总能导致寄主死亡的一种寄生方式。原来，蜾蠃用毒蜂针把螟蛉蛰成半死不活，使之既不能逃走，也不会立即死去，然后产卵于螟蛉体内，随后蜾蠃卵发育成幼虫，就以螟蛉身体为食，蜾蠃幼虫成长的过程，也就是螟蛉死去的过程。
在寄生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寄生者总能导致寄主死亡的方式，称为拟寄生。拟寄生现象在昆虫中极为普遍，凡是昆虫对昆虫的寄生都属于拟寄生，主要是寄生蝇和寄生蜂。蜾蠃与螟蛉之间的关系，就属于拟寄生。雌性成虫把卵产在寄主的体表（如寄生蝇）或体内（如寄生蜂），孵出的幼虫靠取食寄主的体液或组织为生。幼虫成熟后在寄主体内化蛹或从体内钻出在寄主体表结茧化蛹，同时伴随着寄主的死亡。拟寄生的物种是农林害虫的重要天敌，各种寄生蜂和寄生蝇常被用于进行生物防治，如用赤眼蜂防治玉米螟和松毛虫，用金小蜂防治棉红铃虫等。
第一次了解螟蛉之变的故事，是读《蘇俄在中國》，蒋公沿引孙中山先生所著《孙文学说》，提到这个故事：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