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上了十几年的学，读过诸多所谓的“大师”、“伟人”的名篇名著，却从没有过真正的内心触动。一直很奇怪，为什么那些所谓的名篇巨著，总是让人觉得或是云里雾里，或是无病呻吟，或是不着边际，甚至故弄玄虚？既没有让人自然接纳的美感，也没有让人真正体会到那些宣扬的“智慧”，读多了这样的书，不但没有理清种种疑惑，反而愈发使人迷茫。直到N年前，误入《易卜生主义》，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开启了真正启蒙的时刻。
说起来真是无比的悲哀，人生几乎过半，才恍然大悟，什么才是真正的智慧，什么才是一辈子最重要的东西。在最好的青春年华里，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了洗脑教育上，这种教育往脑中灌入的都是垃圾，这些垃圾让人失去自我，备感迷茫。等到有所觉察，再往外一点点掏出垃圾时，人生已经过去了一半，却不得不又从零开始起步。
跟随着《易卜生主义》的线索，一点点看到了智者的光芒，一步步看到真正英雄的身影，慢慢看清那些篡改历史、丑化良善的跳梁小丑们的真面目。
当年张维迎在与林毅夫公开辩论产业政策时，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 所以我们看到， 一旦政府鼓励任何一个产业， 这个产业一定会变得产能过剩， 危机四伏。 凡是政府扶持的产业， 不把它做砸绝不会罢手。
当然， 做砸了是不是罢手也不一定， 因为政府官员还可以错上加错。 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产业政策一定会出现错误： 支持了不该支持的企业和产业。但政府官员一般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 因为错误会暴露自己的无知； 掩盖错误的一个办法是对失败的项目提供更多的支持。 这就从无知走向无耻。
—— 《政府的边界》张维迎 林毅夫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03-01 P21
管理学上也有一个普遍的认知：一个人能力越低，一旦偶然身居要职或高位，他就越热衷于证明自己的了不起，做出各种荒唐举措，为了掩盖荒唐举措造成的损失和后果，又会制造更多更加荒唐的措施。低能的管理者，往往不会把时间精力用于改进工作上，而是不断做表面文章，以彰显不凡来获得周围人对自己的认可。
小人得志时，最热衷于宣扬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最常用的手段，就是不断编造谎言，用尽诋毁手段贬低人格高大的人，并用暴力打手严密阻止真实信息的传播。东施知道自己很丑，于是逢人就编造自己辉煌的过去，并极力渲染西施是多么的丑陋和不堪，严密控制村外的信息输入，极尽谎言与威胁，使得周围的人都慑于淫威而宣扬她是村里最美的人。但凡一个正常人出现，都会立马把她照回原型，于是她就编造各种“辱村”论，把其它被洗脑的工具人拉到拉到同一战线，鼓动对立。一旦西施真的出现，她就彻底无地自容，只会用更竭嘶底里、更荒谬幼稚的方式来对抗。
从《易卜生主义》到《演化论与存疑主义》《问题与主义》《新思潮的意义》《贞操问题》《科学与人生观》《不朽》《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再到《时论集》, 加上几十年的日记，给人的思维冲击已经不能简单用“巨大”来形容了。在大量阅读适之先生的著作后，猛然惊醒，韩寒当年是多么的清醒而睿智，不禁为自己花了那么多宝贵年华在垃圾教育上痛心不已。
快两年没更新，今天好想写点东西。
大学时的好同学，今天因为癌症走了，早上听闻这个消息，很难过，一天都感觉有点恍惚，没有心思做事。
大学时，几乎每天吃饭、上课都是在一起，同院的好几个同学甚至分不清我俩。有一次课间，两位同院的女生从身边走过，其中一个过来打招呼，对着我却叫的是他的名字，旁边女生顿时笑出声来。隔壁寝室的一个同学还说我们是双胞胎，长得很像，又经常在一起。
聪明，谦逊、厚道，是他最大的三个特点。
他天资聪颖，学什么都很快，记忆力极好。总成绩整个学院名列前茅，班里曾是第一、第二名，英语四六级都一次过，后来通过公考入职了国资委，随后又考研读了硕士。
他写得一手漂亮的字，自带行书风，错落有致，工整干净，非常有条理。
谦逊这种品质在他身上体现的尤为突出。我大概是整个大学期间和他走的最近，接触最多的人，但我从未见过他夸耀过什么，甚至隐式地炫耀过什么，从未有半点的傲气，对任何人都非常谦逊，做人行事都非常低调。
厚道，是无法伪装的。一个人是否厚道，长期的一言一行，绝对是可以感知的。他就是一个非常厚道的人，我们几年的相处，他给我的印象，是实在、真诚，没有多余的成分。
他在很多方面，潜移默化间影响了我。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背后的人间炼狱
唐安史之乱期间，真源县县令张巡组军死守睢阳，被围八个多月，等不来援军，城中粮尽，开始杀马，捉老鼠，网麻雀，吃树皮、弓弩等，最后发展到已无物可食。为了显示对朝廷效忠的决心，他依然拒不投降，并当众杀掉自己的妾，予部下食用。在这种疯狂示范下，副将许远杀掉自己的奴仆，供军饷食。此恶一开，守军就以杀城内百姓为军粮，先杀完妇女，然后杀老弱，最后杀男丁，前后杀了三万多人做军粮。
巡出爱妾曰：”诸君经年乏食，而忠义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众，宁惜一妾而坐视士饥？”，乃杀以大飧，坐者皆泣。巡疆令食之。远亦杀奴僮以哺卒，至罗雀掘鼠，煮铠弩以食。……被围久，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二 中列传第一百一十七忠义 中张巡》
最后，睢阳城还是被攻破，张巡被燕军处死。为平定安史之乱立下汗马功劳的张巡，被树为忠勇志士，受到朝廷的大加赞赏，追赠扬州大都督，封邓国公。包括唐及其后各朝代的正史，无不把他置于“忠义”之列，以颂扬其忠君爱国之举。后来的知名文人武士，包括王安石、韩愈、岳飞、陆游、文天祥等均撰有赞颂张巡诗文。直至今天，无论是各种著述，还是网上的三教九流，依然普遍高唱赞歌，颂之为英雄烈士，河南商丘更是重建了“张巡祠”，并指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这种高歌论调在愚民政策与洗脑教育的环境下，无疑大有市场。本来对向敌人的屠刀，毫不犹豫地刺向自己的爱人和父老姐妹，在高亢狂热的“忠义”名义下，把他们活活变成人肉鲜羹。如果是说在那个愚忠极权的年代，勉强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在鼓吹这种丧尽人伦的“忠勇”行为，就是匪夷所思的人性泯灭了。
不要说那是被杀者的自愿，难道那三万多人都排着队、心甘情愿被杀？难道他们看着自己父母、爱人、兄妹、儿女先后一个个被活杀烹煮，没有愤怒的哀嚎和反抗？那个在张巡看来“岂能可惜一妇人？”、不值得一提的小妾，怎可能心甘情愿被一个视自己为工具的恶棍屠宰分食？无论是司马光，还是后来专制皇权下的文武墨客们，包括今天高唱颂歌者，无疑都刻意回避了这些问题。实则，无论妻妾奴仆还是城中民众，不过都是在这些朝廷恶犬武力裹挟下，处于极度恐惧和饥饿，绝望到无力反抗而已，经过官方宣传机器和御用文人的渲染，成了心甘情愿的牺牲奉献。对于百姓草民而言，无论朝代如何变化，都不过是奴隶换了个主人而已，他们怎可能情愿让自己和亲人活活变成人肉汤羹，怎会有如此丧心病狂的动力来维护统治阶级？
也不要说，这些都是必要的牺牲。这只不过在自我拔高的道德感下，打着大义的名号，不择手段地用他人的牺牲来装点自己的高尚，用底层和弱者的血肉来显示自己的忠贞，以无底线践踏他人的尊严和生命的方式向上邀功、攫取名利罢了。燕军目标是腐败没落的李唐朝廷，与城内百姓没有半毛瓜葛，更没有任何理由和动机去屠杀百姓。事实也显示，周边已被燕军占领的郡县，并没有发生屠戮百姓的行为。历代朝廷之所以极力推崇这种无人性的忠诚，无非是培养大量无脑韭菜为其专制统治的延续卖命而已。
柏杨在其白话版《资治通鉴》中，对睢阳之围有着与司马光完全不一样的思考，可谓发人深省：
美国和墨西哥战争时，大卫·克拉克先生，曾经死守阿拉姆城，但他先疏散没有战斗力的老弱妇孺，然后征求“与城共存亡”的志愿军，经过一场惨烈的攻守战，全城被屠，跟睢阳之围的故事，中国家喻户晓一样，阿拉姆之围的故事，美国也家喻户晓。
然而，阿拉姆之围，可歌可泣，睢阳之围，我们没有歌，只有泣，那是已瘦成一把骨头的女人和孩子们，被暴官们宰杀时痛彻骨髓的哀泣。中国人没有生命的尊严，在恶君凶臣、强盗匪徒眼中，一文不值；就是在所谓圣君贤相、忠臣义士，以及高级知识分子眼中，也不过是使他成功的一种手段。每一思及，悲愤交集。
—— 《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五十三册《睢阳之围》
日本、德国都是二战的战败国，然而它们在战后，又都迅速从满目疮痍的国家一跃成为顶级经济强国。更令人称奇的是，它们都从最令人憎恶的法西斯国家，都变成了最受欢迎的民主国家。这里的“最受憎恶”，大概不会有什么异议，因为二战是国家数量占绝对优势的同盟国，针对德日意为首的少数轴心国的战斗，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征讨，说它们最受憎恶并不为过，那“最受欢迎”又何从说起？
衡量一个国家受欢迎程度，特别是在和平时期，护照指数大概是国际上最通用的，其中免签（VF）和落地签（VOA）综合数量是其核心指标，直接代表了一个国家被其它国家的接纳程度。免签和落地签意味着，对一个国家的制度理念、文明程度、操守信誉、经济水平等等的肯定，也就间接表达了对对方到来的欢迎。
亨氏护照指数（The Henley Passport Index），公认是最权威的护照指数，近三年排名如下(→访问源数据)：
可见近三年，日本德国均居于全球前三甲，日本甚至稳居第一。
水稻、高粱、桑树等有一种常见的一种夜蛾科害虫，生物学名叫做双带夜蛾，古人称为螟蛉。
有一种与螟蛉关系密切的土蜂叫做蜾蠃。蜾蠃常常捕捉螟蛉的幼虫到自己的窝里，但并不吃它们。古人以为蜾蠃纯雄无雌，不能生殖后代，它们捕螟蛉的幼虫藏于窝中，是为抚育它们。经一段时间抚育后，螟蛉幼虫后就会转化成蜂蟲，破巢而飞，长成蜾蠃。
西汉扬雄在《法言．学行》中写道：“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裸，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大意是说，蜾蠃把螟蛉幼虫抓回泥窝中，并对它说：“像我，像我”，时间一久就会变成的样子。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记载：“蜾蠃，细要土蜂也，天地之性，细要纯雄无子”；汉朝郑玄笺注《诗经》曰：“蒲卢取桑虫之子，负持而去，煦妪养之，以成其子”；晋朝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蜾裸，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七日而化为子”。
于是，古人就把“螟蛉”比喻为养子。
直到南朝，有一个叫陶景弘的药师通过仔细的观察，发现真相完全不是前人说的那样，随即揭开了一个惊人的秘密：蜾蠃并非只有性，而是雌雄俱全，蜾蠃把螟蛉幼虫衔回窝中，根本不是为了抚育它们。他发现，雌性蜾蠃在产卵期，取泥球筑巢，后产卵于巢内，用丝把卵悬在巢内侧，再外出捕捉螟蛉，然后以蜂针刺其麻醉并封在巢中，作为自己幼虫的食物，通常一巢贮藏一、二十条螟蛉，一段时间后蜂卵孵化成幼虫，长成蜂后破巢飞出。
原来，蜾蠃与螟蛉根本不是抚育与养子的关系，而是捕食关系！
后来，更科学的发现揭示，蜾蠃是一种寄生蜂，它与螟蛉其实是一种拟寄生关系。所谓拟寄生关系，就是指寄生者总能导致寄主死亡的一种寄生方式。原来，蜾蠃用毒蜂针把螟蛉蛰成半死不活，使之既不能逃走，也不会立即死去，然后产卵于螟蛉体内，随后蜾蠃卵发育成幼虫，就以螟蛉身体为食，蜾蠃幼虫成长的过程，也就是螟蛉死去的过程。
在寄生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寄生者总能导致寄主死亡的方式，称为拟寄生。拟寄生现象在昆虫中极为普遍，凡是昆虫对昆虫的寄生都属于拟寄生，主要是寄生蝇和寄生蜂。蜾蠃与螟蛉之间的关系，就属于拟寄生。雌性成虫把卵产在寄主的体表（如寄生蝇）或体内（如寄生蜂），孵出的幼虫靠取食寄主的体液或组织为生。幼虫成熟后在寄主体内化蛹或从体内钻出在寄主体表结茧化蛹，同时伴随着寄主的死亡。拟寄生的物种是农林害虫的重要天敌，各种寄生蜂和寄生蝇常被用于进行生物防治，如用赤眼蜂防治玉米螟和松毛虫，用金小蜂防治棉红铃虫等。
第一次了解螟蛉之变的故事，是读《蘇俄在中國》，蒋公沿引孙中山先生所著《孙文学说》，提到这个故事： （更多…）
看过最压抑的一本书，就是《小脚与西服》，胜过余华的《活着》。作者张邦梅，是张幼仪亲弟弟张嘉铸的孙女，也就是张幼仪的亲侄孙女，这本书是她根据张幼仪口述写成的，应该说，关于中国近代著名的“第一婚案”，这是事实还原度最高的一本书。
与历史里描绘的诗人不一样，另一个面孔的徐志摩，陌生又瘆寒：
1.1920年，张幼仪独自一人前往英国投靠徐志摩，和徐志摩在沙士顿居住期间怀孕了，书里张幼仪回忆是这样的：
有天下午，我乘郭君出门时跟他说了大概。
徐志摩听了立刻说：“把孩子打掉。”
我这辈子绝没料到我会得到这种反应。就我所知打胎是有生命危险的，只有濒临绝境的女人（有了外遇，或者家人快要饿死、喂不饱另一张嘴），才会冒险打胎。
于是我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了。”
徐志摩冷冰冰地答道：“还有人因为火车事故死掉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说完没耐心地别过脸去。
“可是我要去哪里打胎？”我问。
他摇摇头说：“你会找到地方的，这种事在西方是家常便饭。” ……
——（《小脚与西服》时代出版 2011年9月第1版 P115）
这段火车事故的比方，是流传最广的，也是最没有人性的一句话。我们对一个陌生人尚不能冷酷如此，况枕边人乎？
2.徐志摩把怀孕的张幼仪抛弃在沙士顿，消失不见。孤独无援的张幼仪，只好写信求救于其在巴黎求学的二哥张君劢。后来和七弟从巴黎辗转到柏林，独自一个人医院里生下孩子，她是这样回忆这段经历的：
我怀胎的最后一个多月，是和七弟一起在柏林度过的。1922年2月24日，我生下第二个儿子。生产的时候，没人在我身边。虽然我希望我母亲会像她迎接阿欢那样待在医院，可是病房里就我孤零零一个人。七弟连看都没来看我，因为他认为产房的房间不是男人去的地方。
我在整个生产过程以及生产完毕之后，一句话都没说，帮我接生的德国医生用法文对我说，我是他见过最勇敢的病人。…我怀孕自始至终，一直没有徐志摩的消息，但是当我把儿子留在医院，拖着臃肿、胀痛、虚弱的身子回家以后，终于得到徐志摩的音讯。家里摆着一个有他笔迹的信封，看起来好像有人亲自送来，而不是邮局寄来的。七弟说那封信是吴经熊投到公寓的….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把信展开。信里是徐志摩那一手流畅、漂亮的字迹，诉说着无爱婚姻的不可忍。我的丈夫要和我离婚。他在信上说：
“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造社会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痛苦，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信中只字未提孩子，未提他在沙士顿撇下我的事，也未提我们父母希望我们团聚的事。我觉得徐志摩这番话说给我听的成分，少过说给大众或史学家听的成分，他说我们“前途无限”、“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是什么意思？我什么时候表现过这些潜力了？….——（《小脚与西服》时代出版 2011年9月第1版 P140）
抛下独自在异国的怀孕发妻，在其无一人照顾情况下，刚生产一个多星期就送来离婚信，而且在信里没有半句抛妻弃子的解释，却说出这一番“改造社会”之惊天动地、冠冕堂皇的话，徐志摩实属是人间极品无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