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高粱、桑树等有一种常见的一种夜蛾科害虫，生物学名叫做双带夜蛾，古人称为螟蛉。
有一种与螟蛉关系密切的土蜂叫做蜾蠃。蜾蠃常常捕捉螟蛉的幼虫到自己的窝里，但并不吃它们。古人以为蜾蠃纯雄无雌，不能生殖后代，它们捕螟蛉的幼虫藏于窝中，是为抚育它们。经一段时间抚育后，螟蛉幼虫后就会转化成蜂蟲，破巢而飞，长成蜾蠃。
西汉扬雄在《法言．学行》中写道：“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裸，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大意是说，蜾蠃把螟蛉幼虫抓回泥窝中，并对它说：“像我，像我”，时间一久就会变成的样子。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记载：“蜾蠃，细要土蜂也，天地之性，细要纯雄无子”；汉朝郑玄笺注《诗经》曰：“蒲卢取桑虫之子，负持而去，煦妪养之，以成其子”；晋朝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蜾裸，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七日而化为子”。
于是，古人就把“螟蛉”比喻为养子。
直到南朝，有一个叫陶景弘的药师通过仔细的观察，发现真相完全不是前人说的那样，随即揭开了一个惊人的秘密：蜾蠃并非只有性，而是雌雄俱全，蜾蠃把螟蛉幼虫衔回窝中，根本不是为了抚育它们。他发现，雌性蜾蠃在产卵期，取泥球筑巢，后产卵于巢内，用丝把卵悬在巢内侧，再外出捕捉螟蛉，然后以蜂针刺其麻醉并封在巢中，作为自己幼虫的食物，通常一巢贮藏一、二十条螟蛉，一段时间后蜂卵孵化成幼虫，长成蜂后破巢飞出。
原来，蜾蠃与螟蛉根本不是抚育与养子的关系，而是捕食关系！
后来，更科学的发现揭示，蜾蠃是一种寄生蜂，它与螟蛉其实是一种拟寄生关系。所谓拟寄生关系，就是指寄生者总能导致寄主死亡的一种寄生方式。原来，蜾蠃用毒蜂针把螟蛉蛰成半死不活，使之既不能逃走，也不会立即死去，然后产卵于螟蛉体内，随后蜾蠃卵发育成幼虫，就以螟蛉身体为食，蜾蠃幼虫成长的过程，也就是螟蛉死去的过程。
在寄生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寄生者总能导致寄主死亡的方式，称为拟寄生。拟寄生现象在昆虫中极为普遍，凡是昆虫对昆虫的寄生都属于拟寄生，主要是寄生蝇和寄生蜂。蜾蠃与螟蛉之间的关系，就属于拟寄生。雌性成虫把卵产在寄主的体表（如寄生蝇）或体内（如寄生蜂），孵出的幼虫靠取食寄主的体液或组织为生。幼虫成熟后在寄主体内化蛹或从体内钻出在寄主体表结茧化蛹，同时伴随着寄主的死亡。拟寄生的物种是农林害虫的重要天敌，各种寄生蜂和寄生蝇常被用于进行生物防治，如用赤眼蜂防治玉米螟和松毛虫，用金小蜂防治棉红铃虫等。
第一次了解螟蛉之变的故事，是读《蘇俄在中國》，蒋公沿引孙中山先生所著《孙文学说》，提到这个故事：
国父在「孙文学说」第五章中说：「吾国俗呼养子為螟蛉，盖有取於蜾蠃变螟蛉之义。古籍所传：螟蛉，桑虫也；蜾蠃，蜂虫也。蜂虫无子，取桑虫蔽而殪之，幽而养之，祝曰：『类我！类我！』久则化而成蜂虫為『螟蛉』云。惟以科学之统系考之，物类之变化，未有若是突然者也。若加以理则之视察，将蜾蠃螟蛉蔽而殪之，幽而养之之事，集其数起，……分日考验之，以观其变态，则知蜾蠃之取螟蛉，蔽而殪之，是也，幽而养之，非也。蔽而殪之之后，蜾蠃则生卵於螟蛉之体中；及蜾蠃之子长，则以螟蛉之体為粮。所谓幽而养之者，即幽螟蛉以养蜾蠃之子也，是蜾蠃并未想变螟蛉為己子也，不过以螟蛉之肉為己子之粮耳。所谓蔽而殪之者，即蜾蠃之蔽螟蛉於泥窝之中，并施用其蜂螫，以灌其毒於螟蛉之脑髓而蒙之，使其醉而不死，失却知觉，毫无自动能力，即使之活而不动，而暂保其躯体，不使腐烂。否则，若螟蛉立死，则其体即腐烂，不适於為粮矣。若其活而能动，则必破泥窝而出，而蜾蠃之卵，亦必因而破坏，难以保存以待长矣。故蜾蠃者，為需要所迫，而创蒙药之术以施之於螟蛉，而為将来适於其己子之食粮而已。」
蒋公将螟蛉之变比作曾与苏俄的合作，苏俄就是运用蚕食螟蛉的方式渗透、分裂、最后残害颠覆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回忆起一幕幕往事，他痛心疾首，书中言：
我發表這一記錄之時，衷心充滿著悲痛無比的情緒，也懷抱著堅強不移的信心。在一方面，我們中國可說是世界上領悟俄共「和平共存」的痛苦最早，亦是經歷最久的國家…
该书通读下来，不禁让人感慨万千。
记得高中时，刚开始我的历史成绩并不好，以前也未重视过，后来决心认真学，当日历史课程内容我晚上睡觉前都会在大脑里过一遍，到了期末，整本的历史书我能毫无压力地在意识中原版复制。这样，自然期末考试考了年级最好成绩。后来，虽然选了理科，但多年后那些历史知识我依然能清晰记得。若干年后，我才发现，我们学的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满是谎言、扭曲、颠倒黑白，那些用掉我们大量青春的所谓“历史知识”，不过是一堆垃圾而已。
认识一位某著名大学的教授，这位老教授曾是官方理论核心笔杆子之一，一次和他一起在户外散步，他说，我们所谓的理论成果，不过是先有了任务目标，我们根据这个任务目标，用马列等理论去论证它的正确性，如果任务目标改变了，也就是政策改变了，甚至转了180度的大弯，我们不过是再论证它的正确性而已。我终于明白，我们学了那么多年所谓的“马列哲学”，花掉我们无数青春时光的学习，换来的只是虚妄的收获。随着阅历的增加，才知道，从中学到大学课堂里都在念的这种东西，从来不是什么哲学，它与真正的哲学没有半毛关系，不过是洗脑工具罢了。
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郑文锋，因提出“四大发明在世界上都不领先”，“中国古代没有实质上的创新”观点，受到学校取消其评奖评优、职务晋升、职称评定的资格，停止教学工作，停止研究生招生资格等一系列处罚，处罚期达两年。厦门大学经济学教授尤盛东，质疑“正能量”“中国梦”的说法，提出能量(energy)，这是一个物理学名词，是标量，有大小和强弱，它不是矢量(vector)，所以也就没有方向，“正能量”的说法是不科学的；并告诫学生，以后谁要在作业上、试卷上写“正能量”，就打错扣分；他因此被厦门大学开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桔红，从她专业法学角度，质疑修宪，因此被开除职务，注销教师资格。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绍政，因列举了相关一些实证数据，在网络上发表看法，因此被开除职务并陷入牢狱之灾。黑龙江初二学生钟美美因模仿老师，被认为很有表演天赋，广受网友喜爱，引来几十万的粉丝关注，然而，却因此而被约谈，删除视频，从网上消失。山西运城几个高中生，模仿奥特曼，在宿舍喊“你还相信光吗”等《奥特曼》台词，被学校劝退处理，学校甚至还发布悬赏公告，鼓励举报其他有喊叫行为的同学。类似此种种消灭怀疑、统一认识、打击个性的丑恶之事数不胜数。
回头看，会发现，鲁迅不过是一个大号的愤青，不过是专制政权下一个文宣工具而已。会骂人的人很多，能有建设性、指导性的人没几个。犹如一个公司，会埋怨发牢骚的人很多，能研究出方向带大家走出困境的人没几个，批评固然重要但绝不会因此成为“革命家”。民国时期敢言敢做、文风犀利的文人大有人在，然而，我们从小就只知道周树人这么一个“文学革命家”。在对他文字牵强到几近畸形的解读中，早已茫然不知其所言。谢幼田在其著《XX壮大之谜》中说，“鲁迅甚至把中国的全部历史都说成了一部吃人史”，民初的鲁迅们，彻底否定传统，又没有建设性的建树，带来的是思维的极端化和对民族自我的矮化，导致极端西伯利亚思潮有了土壤，迅速发酵，致中华民族陷入几千年来最大的灾难。他与“以反中国文化为名，进行加强中国文化建设为实”的胡适，境界与贡献实在相差太远。民国时期大师群星璀璨，思想独立、深耕学术且不畏强权的报国志士勇士无数，我们却只识周树人，也只能提周树人一尊。
那些反复歌颂的“英雄”，没有一个能经得起真相的推敲；那些让我们去痛恨的人，经过时间的洗礼，显露的却是人性的光芒，都是值得敬重的人；自己饿死了几千万同胞，却开口闭口要解放全人类，拯救别人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些“伟光正”的人和组织，不过是反人类的土匪和匪窝的换装；在荒谬的“剩余价值论”的仇恨教化之下，每个人都变成了受害妄想狂；强拆民宅强占土地、倒掉卖不掉的牛奶等事只有在“万恶的资本主义”才会发生；“太空肉眼可见伟大长城”、“爱因斯坦的小板凳“、“半夜鸡叫周扒皮”、“朱自清饿死不食美援面粉”、“飞夺泸定桥”、“钱学森放弃优厚待遇毅然回国”、“伟大”的长征等数不清无数子虚乌有的“教诲”，都是谎言机器编造的结果，只会让人更愚昧脆弱；“由于XX的软弱性”、“XX必然战胜XX”之类不容怀疑的洗脑铁律，培养出的是一个个僵尸人。
在学习了西方经济学、政治哲学、法理学等奠定人类走向高度文明的人文学科后，才知道原来真正的知识是怎么回事。
谎言、洗脑、仇恨、反文明构成了这个教育体制的主体。我们的教育，输入我们的，并不是使人成长、聪慧和强健的营养，而是双管齐下的蜾蠃之举：一部分是蜾蠃蜇毒的铁律，使人半死不活，不会思考，变得自我审查而唯命是从、行尸走肉；另一部分是无形的蜾蠃之卵，以拟寄生方式存在于在我们身体中，不断吸食我们的活力、思维，直到死去。这个所谓的教育，没有教人独立思考，博纳众贤，批判辨析的功能，往民众脑中充塞愚昧、仇恨，使之成为极权统治下的工具人和人矿，是它的核心使命。它最大的存在意义，就是把人变成螟蛉之躯，给这个靠谎言和暴力维系的落后体制蚕食吸尽。这种教育，只是披着教育的外衣施行的愚化和驯化。它用尽了你毕生精力，却将自己戕残成一具被掏空的螟蛉骸体。
因此，在学校里读书的时间越长，越极端，越迷茫，越没有创造和思考力。时间的拉长，并不能增长你的智慧，只不过是植入更多蜾蠃之卵进入螟蛉身躯而已。纵然图书馆里汗牛充栋，互联网上信息爆炸增长，社会充斥着大量的诸如季羡林、余秋雨、王蒙、于丹、杨天石等等之流的所谓“大师”，以及各大学里无所不在的孔庆东、张维为、金灿荣、郑强、艾跃进、郭继承之流的“教授”，却都是有选择性剥离之后失去灵魂的戕物，本质上还是在GFW这个泥巢里，增加了很多蜾蠃之卵的寄生毒物而已，只会加速你被吞噬挖心，独不会使你更加健壮和聪慧。
今年，斩获第93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赵婷，创造了亚裔女性获此殊荣的历史，也是继李安之后第二位获得金狮奖、金球奖和奥斯卡金像奖的华人导演。她曾在准备拍摄《Songs My Brothers Taught Me》时，接受《Filmmaker》专访阐述拍片的目的，这样说：
要从我小时候在中国说起，这是个遍地谎言的地方，感觉自己好像永远走不出去。我在小时候接受的很多教育/信息，最后发现都是假的，从此养成我叛逆的性格。后来机遇悄然，我去了英国，重新学习历史，后来在文理学院学习了政治学，这让我学到了弄清事物本质的方法，得以用这些知识武装自己，面对挑战。
It goes back to when I was a teenager in China, being in a place where there are lies everywhere. You felt like you were never going to be able to get out. A lot of info I received when I was younger was not true, and I became very rebellious toward my family and my background. I went to England suddenly and relearned my history. Studying political science in a liberal arts college was a way for me to figure out what is real. Arm yourself with information, and then challenge that too. —— The magazine Filmmaker : 《25 New Faces of 2013》，Chloé Zhao
赵婷的成长，正是不断剔除蜾蠃毒卵，拒做被寄生体，回到正常的普世教育轨道、向外努力生长的过程，这才让她有了真正的智慧，有了令人钦佩的成就。
在苏州做了八年外教的德国人西洛特，深感“无法在中国看到真正的教育”，最后带着失望、愧疚和愤懑离开了中国，他临走时说的话，引发了很多人的思考：
中国这个国家最初的教育动机就把所有孩子想象成即将变坏的一个人，从幼儿园就灌输一些不切实际的理论和思想。不停地灌输爱国、爱党教育，就是没有人性关怀的教育。
这些政治教育对几岁甚至十几岁的孩子来说，简直是天书，就连很多政治老师都搞不懂。这些教育的功能仅仅是为了应付试卷上的标准答案，除此别无用处。真正的人性教育、逻辑教育是空白的。人性是人格的基础，缺乏人性认识的人，肯定缺乏人格。他拿什么爱自己？爱家人？爱社会？更谈不上再爱其他。所以，当下中国糜乱也就不足为奇了。爱，是一种成长感受，不是靠说教获取的，这是基本原理。这种认识西方700多年前就已经认同，而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却仿佛停留在原始社会。
除了预防外，贯穿中国教育思想的还有仇恨。据我所知，欧洲和美国从没有哪个学校给学生灌输仇恨，他们更不敢灌输，这在大多数国家是犯罪行为。在欧洲和美洲，人们强调的是反对而不是仇恨，仇恨在西方思想里是魔鬼的特征。比如你们与日本之间关于钓鱼岛的争执，在我们看来，这与仇恨无关，用证据谈判即可解决的事情，非得仇恨。我们与法国领土战争大小不下30次，尽管是战争，但没有仇恨，战争结束后，双方还是公平谈判。就像现在欧洲各国、犹太人，不仇视我们，他们只是反对法西斯暴行。
整个西方的教学思想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诚信、敬畏教育。没来中国前，我很难想象一个十多亿的大国，从小接受的是仇恨教育。马克思尽管与我是老乡，但我知道的，我家乡的人，没谁认为他说的是正确的，因为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允许不同声音，马克思的声音只不过是成千上万种声音中的一个，而这种声音目前几乎不存在。而在中国人的逻辑词典里，只要能说出来的，就是真理，正因为这种对西方的误会，大多数中国人到现在还以为马克思说的很有市场，其实不然。这就是不同的认识偏差造成的错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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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是把人最珍贵的年华付之毫无意义、毫无发展价值的学习内容上，而不舍得花费一点点时间去讨论和思考。记忆成了学习的唯一方法，高压成了教育的唯一手段，保护成了成长的唯一措施。这种负成长的教育模式其实是对人性的一种摧残，是对人类的极大犯罪，当我认识到这一点时，我很内疚，我现在甚至每天起来都在请求神的宽恕。
而另一位德国人、在广西山区支教长达十多年的卢安克，以近苦行僧似的的方式，默默在深山的留守儿童小学践行他“发现内在自然”的教育理念。事迹后被媒体发掘，成为“感动中国”候选人，尽管“感动中国”这个节目绝大部分只是感动央视而已，从来与公民感动没什么关系，但卢安克却实实实在在感动了无数的中国人。然而，悲剧的是，他最后不得不以屈辱的方式离开了中国，中国教育体制的逆淘汰本质展露无遗。
曾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交换生，来到我们部门实习，他思维的灵活让人赞叹，分析问题角度之多，论证之多样丰富，视野之广阔远胜过大陆同仁。是他特别聪明吗？我想不是的，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他从来接受的教育是求真、思辨、博采的教育，是一种培养人格健全的教育。我们很多人读到了博士，虽然有专业技术，却依然是人文的弱智，思维的低能，普世价值的侏儒，尚且不说有没有创新能力，就是基本的处事或是千人一面，或是与周围格格不入，要么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要么活在别人的世界里，这种人能执行任务，但是断然做不出好产品。太多的人，把市井小聪明当做智慧，把唯物主义当成智囊法宝，把那些宫廷斗剧、黑厚斗争、没有底线当做大智。到了今天，居然还有很多人还要去资本论、毛选里找问题的解决之道，大概是因为从小被教育这些才是最伟光正的东西，所有的智慧都在里面，殊不知，你从中只会把自己弄得云里雾里、走火入魔。我们解决问题的思维工具，不是存在于那些似是而非的神教物中，而是广泛存在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法学、历史、宗教学、政治学、数理化生…充满人类思想光辉的科学工具中。
二十多年前，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这句话背后是她对中国的深刻认识。科技的进步、创新的涌现、社会生活的繁荣，其实都是根源于人文素养和思想进步的推动，被毒汁蛰住、等待被噬食的螟蛉们，是不会有思想、活力和创造力，是不会有未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