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德国都是二战的战败国，然而它们在战后，又都迅速从满目疮痍的国家一跃成为顶级经济强国。更令人称奇的是，它们都从最令人憎恶的法西斯国家，都变成了最受欢迎的民主国家。这里的“最受憎恶”，大概不会有什么异议，因为二战是国家数量占绝对优势的同盟国，针对德日意为首的少数轴心国的战斗，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征讨，说它们最受憎恶并不为过，那“最受欢迎”又何从说起？

衡量一个国家受欢迎程度，特别是在和平时期，护照指数大概是国际上最通用的，其中免签（VF）和落地签（VOA）综合数量是其核心指标，直接代表了一个国家被其它国家的接纳程度。免签和落地签意味着，对一个国家的制度理念、文明程度、操守信誉、经济水平等等的肯定，也就间接表达了对对方到来的欢迎。

亨氏护照指数（The Henley Passport Index），公认是最权威的护照指数，近三年排名如下(→访问源数据)：

可见近三年，日本德国均居于全球前三甲，日本甚至稳居第一。

另外，Arton Capital 制作的护照实力排名Global Passport Power Rank ，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加入了考量。排名显示，德国近年均居榜首，日本则在第3-8名间浮动，都在全球排名最靠前的国家行列。

其它一些国家形象相关调查数据也显示，德日在国家形象和受欢迎程度都名列前茅，只是这些数据主观因素太多，不够严谨或有诸多水分，仅作额外的参考。

看过最压抑的一本书，就是《小脚与西服》，胜过余华的《活着》。作者张邦梅，是张幼仪亲弟弟张嘉铸的孙女，也就是张幼仪的亲侄孙女，这本书是她根据张幼仪口述写成的，应该说，关于中国近代著名的“第一婚案”，可能这是事实还原度最高的一本书。

与历史里描绘的诗人不一样，另一个面孔的徐志摩，陌生又瘆寒：

1.1920年，张幼仪独自一人前往英国投靠徐志摩，和徐志摩在沙士顿居住期间怀孕了，书里张幼仪回忆是这样的：

有天下午，我乘郭君出门时跟他说了大概。

徐志摩听了立刻说：“把孩子打掉。”

我这辈子绝没料到我会得到这种反应。就我所知打胎是有生命危险的，只有濒临绝境的女人（有了外遇，或者家人快要饿死、喂不饱另一张嘴），才会冒险打胎。

于是我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了。”

徐志摩冷冰冰地答道：“还有人因为火车事故死掉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说完没耐心地别过脸去。

“可是我要去哪里打胎？”我问。

他摇摇头说：“你会找到地方的，这种事在西方是家常便饭。” ……

——（《小脚与西服》时代出版 2011年9月第1版 P115）

这段火车事故的比方，是流传最广的，也是徐志摩另一面真实写照。

2.徐志摩把怀孕的张幼仪抛弃在沙士顿，消失不见。孤独无援的张幼仪，只好写信求救于其在巴黎求学的二哥张君劢。后来和七弟从巴黎辗转到柏林，独自一个人医院里生下孩子，她是这样回忆这段经历的：

我怀胎的最后一个多月，是和七弟一起在柏林度过的。1922年2月24日，我生下第二个儿子。生产的时候，没人在我身边。虽然我希望我母亲会像她迎接阿欢那样待在医院，可是病房里就我孤零零一个人。七弟连看都没来看我，因为他认为产房的房间不是男人去的地方。

我在整个生产过程以及生产完毕之后，一句话都没说，帮我接生的德国医生用法文对我说，我是他见过最勇敢的病人。…我怀孕自始至终，一直没有徐志摩的消息，但是当我把儿子留在医院，拖着臃肿、胀痛、虚弱的身子回家以后，终于得到徐志摩的音讯。家里摆着一个有他笔迹的信封，看起来好像有人亲自送来，而不是邮局寄来的。七弟说那封信是吴经熊投到公寓的….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把信展开。信里是徐志摩那一手流畅、漂亮的字迹，诉说着无爱婚姻的不可忍。我的丈夫要和我离婚。他在信上说：

“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造社会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痛苦，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信中只字未提孩子，未提他在沙士顿撇下我的事，也未提我们父母希望我们团聚的事。我觉得徐志摩这番话说给我听的成分，少过说给大众或史学家听的成分，他说我们“前途无限”、“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是什么意思？我什么时候表现过这些潜力了？….——（《小脚与西服》时代出版 2011年9月第1版 P140）

抛下独自在异国的怀孕发妻，在其无一人照顾情况下，刚生产一个多星期就送来离婚信，而且在信里没有半句抛妻弃子的解释，却说出这一番“改造社会”之惊天动地、冠冕堂皇的话。

3.张幼仪在德国所生的孩子，她给他取名叫做彼得，彼得将近三岁的时候因为得病死去。徐志摩仅仅在签完离婚时，也就是彼得出生不过十多天，去医院隔着育婴房远远见过一次，此后再也没见过。他却在后来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怀念散文《我的彼得》：

 

没有过丝毫的接触，没有过丝毫的养育，没有过丝毫的关爱，哪来的半点情感？却洋洋洒洒写出热情洋溢的悼文，这是一种怎样的人格分裂？

张邦梅说：

“读这篇悼文之时，我不得不对徐志摩个性之复杂产生感触。为什么徐志摩对彼得之死有如此的切身感受？他只是想让别人觉得他是个好父亲，还是有更多寓意？他是否为他当初要幼仪打掉孩子而产生罪恶感？。。。。然而，我无法相信徐志摩只见过孩子一次，就敢于写下一篇文字悼念他。”

——《小脚与西服》时代出版 2011年9月第1版 P164

4.徐志摩和张幼仪离婚后，迎娶陆小曼，居然还邀请张幼仪去参加婚礼。张幼仪回忆说：

几个月后，徐志摩竟然邀请我去参加他和陆小曼的婚礼。当然，我没到场…

——《小脚与西服》时代出版 2011年9月第1版 P170

罗翔在《圆圈正义》一书中，这样写道：

伪善最喜欢崇高的思辨 ,因为它从不打算跨越到思辨的界限之外 , 它无须付出任何代价就能把自己装点得庄严高尚…

爱不是爱抽象的概念 , 而是爱具体的人 … 爱 ‘人类‘ , 却不爱具体的人是很多文人的通病 。 人类是抽象的 , 并无具体的对象 , 无须投入真心 , 收放自如 , 还可以为自己赢得道德上的优越感 。

一个对枕边人和自己儿子都如此冷酷的人，却去无限颂扬爱国爱人类这样抽象的东西，以此获得自身的崇高感、道德优越感和骗攫社会的好评，这其实是人性中的常态，徐志摩只是很显现地表现出来了而已。

站在优势地位和掌握优势资源的人，往往最喜欢鼓吹大义，宣扬奉献，而另一面，无论怎样伤害你，他都能找到合理化的理由，毫无内疚地收割自私带来的利益。

同样，站在优势地位和掌握优势资源的人，往往时时在衡量你的价值，衡量利用你的成本，任意修改规则以有利于自己，却又摆出一副为人为他的模样，一旦到了有利时机，他会毫不犹豫地拿出欺骗、背信、狡辩等种种手段，堂而皇之攫取好处，毫无愧色。

不久前，饶毅举报裴钢学术论文造假，中科院监审局“道德委”处长侯兴宇却发文称：“重复实验在生命科学中并不一定可靠”，真不愧是“道德委”，“道德“水平超出了我们常人的想象。中科院这个中国最高科研机构，竟然宣称“重复实验不可靠”，真是把全世界有点科学素养的人，都当成弱智，把中国人的智商，都按在了地上摩擦。

类似的，还有：

——东南大学交通学院院长王炜的高论：自行车比汽车污染更大。

——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的“研究成果”：中国的白酒是所有的蒸馏酒当中对人体健康最有益的。

——南阳市政府联合青年汽车开发的、加水就能跑的“水氢发动机”下线，这一举世瞩目科创昭告天下于《南阳日报》头版头条。

——各大卫视，侮辱全民智商的电视购物，尤其针对老年群体的保健品、各种终身疾病甚至癌症的独家秘诀、男人补肾女人驻颜少儿补钙的神物，广告总是那么延绵不绝又谆谆善诱。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完成了62%。

——中科院发布一个又一个“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惊世之创，其中“中国操作系统”COS，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的教科书说，宇航员在太空上能看清楚的建筑物不多，我们伟大的长城，是肉眼能看到的雄伟建筑之一。

——某“总设计师”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而在拿起机枪扫射、坦克压过天安门前静坐的大学生时，一样理所应当。

——郭沫若对大家说，XX比爷爷还亲;又有红歌“我把XX来比母亲”，已经全然不满足于伟光正的歌颂，不满足于做红太阳，不满足于做宇宙真理的代表，进一步要当别人爹妈，动辄和别人爷爷比亲密度。

——金三胖创作了神曲，让全国人民齐唱《没有他我们会死》，我们常说“地球少了谁都一样转”，但他用宇宙真理彻底证明了这是个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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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有了绝对优势的地位或无制衡监督的权力时，就是作恶的开始，而表现出的却是堂而皇之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