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的两种形态
世间有两种事，一种是私域的事，个体完全能做主的事，也叫私人之事；一种是公域的事，即众人的事，不属于任何个体，需要多数人同意的才能决定的事，也叫公共事务。这两种事决定了管理的不同形态。
私人之事，只要履行基本的道德和法律义务，就能完全自己做主，完全自己决策，完全自己承担结果。例如，生活中，自己的薪水怎么花，只要不用在违法消费上，别人就无权干涉，完全自己能做主。至于，花了之后产生的后果，也是完全自己承担。例如，花太多在吃的方面，长胖了；花太多在玩的方面，结果生活捉襟见肘；花在买各种奇装异服上，穿出去受到大家的诟病等，这些决策依照个人意志或喜好做出，后果也完全是自己承担。所以私人之事的管理，更多在于满足个人意志，不需要太在乎他人感受，更多在于能独立承担后果。
公共事务，不单属于任何个体，决策的也不应由某个或几个人决定，除非得到众人的授权，因为决策的后果是大家共同承受的，而非由决策的那些少数人来承受。因此公共事务的管理必须是公共意志的贯彻，也就是决策须经由多数人同意，执行的后果由所有人来承担。公共事务的管理核心在于说服，在于把分散的意志集中起来，从而共同实践，共同承担带来的后果。最典型的公共事务就是政治，现代文明政治的核心理念在于主权在民，即民有、民治、民享，国家是一种公共事务，是大家共同的事，管理权在全体人民，而不是少数权贵家族的特权，更不是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某些政党的专属。对于政治，国父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中给出最精辟的解释，他说：“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
今天開始來講民權主義。什麼叫做民權主義呢？現在要把民權來定一個解釋，便要先知道甚麼是民。大凡有團體有組織的眾人，就叫做民。什麼是權呢？權就是力量，就是威勢。有行使命令的力量，有制服群倫的力量，就叫做權。把民同權合攏起來說，民權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甚麼是叫做政治的力量呢？我們要明白這個道理，便要先明白甚麼是政治。政治兩字的意思，淺而言之，政就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眾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權。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權。—— 民國13年3月9日孫中山于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演講，《三民主義之民權第一講》
为了能落地有效执行公共意志，政治通常以选票方式来选择和罢黜一个政党来体现公共意志，用民意代表代议执行公共意志，用民意团体和自由媒体来监察公共意志执行的成效。出色的政治家，在于使自己的理念获得大家认同，具有强大的说服能力，使得大家同意按照他的理念来推进公共事务，共同承担这样带来的后果。所以，民主国家的总统竞选人，不管是否最终政绩卓越，但首先必须是个有明星般感染力的人，有强大说服力，使得大众一心，认同他的施政理念。
管理是一种社会性实践，是概率性决策，无人能预知决策的正确性。个人事务决策，本质上是对私产的处置，无论是在追求增值的过程还是变现的过程，抑或纯个人喜好和理想，收益和风险都由决策者承担；公共事物决策，本质上是对公产的处置，收益往往存在外部性，简而言之就是收益可能只有极少数人获得，风险或者说后果却由全体人来承受。所以，个人事务完全可以由个人自由意愿来决定，而公共事务的决策，切不可自认是先知先贤，不经过众人的首肯和选择，而进入救世主模式，而且民众被禁用了切换替代功能，最后全体人民就会承受灾难后果。无数历史事实早已证实，共产世界的红太阳们，极端宗教的“先知”们，“枪杆子”下极权专制的“伟大领袖”们，无一不是国家民族的巨大灾星，无数冤魂白骨成了他们“伟大思想”的实验结果。
企业管理，核心在于承担风险
我们通常所说的企业管理，对象当然是指追求经济收益的民营企业，也就是通常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非主流的低效国企并不在此讨论之列。
单股东或多股东的公司，或是上市的广泛分散的多股东公司，本质上都是一样，决策上是单一或多代理人执行的区分而已。 （更多…）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背后的人间炼狱
唐安史之乱期间，真源县县令张巡组军死守睢阳，被围八个多月，等不来援军，城中粮尽，开始杀马，捉老鼠，网麻雀，吃树皮、弓弩等，最后发展到已无物可食。为了显示对朝廷效忠的决心，他依然拒不投降，并当众杀掉自己的妾，予部下食用。在这种疯狂示范下，副将许远杀掉自己的奴仆，供军饷食。此恶一开，守军就以杀城内百姓为军粮，先杀完妇女，然后杀老弱，最后杀男丁，前后杀了三万多人做军粮。
巡出爱妾曰：”诸君经年乏食，而忠义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众，宁惜一妾而坐视士饥？”，乃杀以大飧，坐者皆泣。巡疆令食之。远亦杀奴僮以哺卒，至罗雀掘鼠，煮铠弩以食。……被围久，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二 中列传第一百一十七忠义 中张巡》
最后，睢阳城还是被攻破，张巡被燕军处死。为平定安史之乱立下汗马功劳的张巡，被树为忠勇志士，受到朝廷的大加赞赏，追赠扬州大都督，封邓国公。包括唐及其后各朝代的正史，无不把他置于“忠义”之列，以颂扬其忠君爱国之举。后来的知名文人武士，包括王安石、韩愈、岳飞、陆游、文天祥等均撰有赞颂张巡诗文。直至今天，无论是各种著述，还是网上的三教九流，依然普遍高唱赞歌，颂之为英雄烈士，河南商丘更是重建了“张巡祠”，并指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这种高歌论调在愚民政策与洗脑教育的环境下，无疑大有市场。本来对向敌人的屠刀，毫不犹豫地刺向自己的爱人和父老姐妹，在高亢狂热的“忠义”名义下，把他们活活变成人肉鲜羹。如果是说在那个愚忠极权的年代，勉强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在鼓吹这种丧尽人伦的“忠勇”行为，就是匪夷所思的人性泯灭了。 （更多…）
日本、德国都是二战的战败国，然而它们在战后，又都迅速从满目疮痍的国家一跃成为顶级经济强国。更令人称奇的是，它们都从最令人憎恶的法西斯国家，都变成了最受欢迎的民主国家。这里的“最受憎恶”，大概不会有什么异议，因为二战是国家数量占绝对优势的同盟国，针对德日意为首的少数轴心国的战斗，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征讨，说它们最受憎恶并不为过，那“最受欢迎”又何从说起？
衡量一个国家受欢迎程度，特别是在和平时期，护照指数大概是国际上最通用的，其中免签（VF）和落地签（VOA）综合数量是其核心指标，直接代表了一个国家被其它国家的接纳程度。免签和落地签意味着，对一个国家的制度理念、文明程度、操守信誉、经济水平等等的肯定，也就间接表达了对对方到来的欢迎。
亨氏护照指数（The Henley Passport Index），公认是最权威的护照指数，近三年排名如下(→访问源数据)：
可见近三年，日本德国均居于全球前三甲，日本甚至稳居第一。
Oracle的云服务较之国内有很多便利，也没那么多套路，但新上手还是有很多不顺之处。
1.OracleCloud创建的主机，是不能自己配置公网IP的，也看不到绑定公网IP的网卡，只能看到一块ens3的默认网卡，绑定的是内网IP。
[root@instance-heiry ~]# [root@instance-heiry ~]# ifconfig -a
ens3: flags=4163<UP,BROADCAST,RUNNING,MULTICAST> mtu 9000
inet 10.0.0.86 netmask 255.255.255.0 broadcast 10.0.0.255
inet6 fe80::17ff:fe00:7ee5 prefixlen 64 scopeid 0x20<link>
ether 02:00:17:00:7e:e5 txqueuelen 1000 (Ethernet)
RX packets 42717 bytes 79644892 (75.9 MiB)
RX errors 0 dropped 0 overruns 0 frame 0
TX packets 39782 bytes 17319192 (16.5 MiB)
TX errors 0 dropped 0 overruns 0 carrier 0 collisions 0
2.默认以opc+key登录，root被禁用，每次SSH之后都要sudo -i 才能执行相应操作，非常麻烦，需要手动更改：
sudo -i sudo passwd root Changing password for user root. New password:
#打开PasswordAuthentication及 PermitRootLogin功能 vim /etc/ssh/sshd_config #把值设为yes，去掉注释 PasswordAuthentication yes PermitRootLogin yes #重启SSH服务 service sshd restart
3.默认有security list 控制入站规则，除了在服务器设定开放端口外， security list 也需要设置Ingress Rules才能访问。
4.使用ubuntu 系统默认装 iptables-persistent，需要手动设置。centOS8下安装mysql8.0，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security list开放了3306访问，服务器防火墙也开启了3306，mysql服务器权限都设置了，但是在启用服务器防火墙情况下，始终无法远程访问mysql服务器，如关闭，则可以访问。即使mysqld服务占用的3306/33060端口都开放，监听了所有IP，仍然无法访问。
发现3306端口只是在TCP6下监听，于是将
vim /etc/mysql/my.cnf #加上参数 bind-address = 0.0.0.0
设置IPv4转发状态
sysctl net.ipv4.ip_forward vim /etc/sysctl.conf #添加以下参数 net.ipv4.ip_forward = 1
发现，3306转到tcp下监听，可是打开防火墙，远程依然是被blocked状态。
水稻、高粱、桑树等有一种常见的一种夜蛾科害虫，生物学名叫做双带夜蛾，古人称为螟蛉。
有一种与螟蛉关系密切的土蜂叫做蜾蠃。蜾蠃常常捕捉螟蛉的幼虫到自己的窝里，但并不吃它们。古人以为蜾蠃纯雄无雌，不能生殖后代，它们捕螟蛉的幼虫藏于窝中，是为抚育它们。经一段时间抚育后，螟蛉幼虫后就会转化成蜂蟲，破巢而飞，长成蜾蠃。
西汉扬雄在《法言．学行》中写道：“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裸，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大意是说，蜾蠃把螟蛉幼虫抓回泥窝中，并对它说：“像我，像我”，时间一久就会变成的样子。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记载：“蜾蠃，细要土蜂也，天地之性，细要纯雄无子”；汉朝郑玄笺注《诗经》曰：“蒲卢取桑虫之子，负持而去，煦妪养之，以成其子”；晋朝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蜾裸，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七日而化为子”。
于是，古人就把“螟蛉”比喻为养子。
直到南朝，有一个叫陶景弘的药师通过仔细的观察，发现真相完全不是前人说的那样，随即揭开了一个惊人的秘密：蜾蠃并非只有性，而是雌雄俱全，蜾蠃把螟蛉幼虫衔回窝中，根本不是为了抚育它们。他发现，雌性蜾蠃在产卵期，取泥球筑巢，后产卵于巢内，用丝把卵悬在巢内侧，再外出捕捉螟蛉，然后以蜂针刺其麻醉并封在巢中，作为自己幼虫的食物，通常一巢贮藏一、二十条螟蛉，一段时间后蜂卵孵化成幼虫，长成蜂后破巢飞出。
原来，蜾蠃与螟蛉根本不是抚育与养子的关系，而是捕食关系！
后来，更科学的发现揭示，蜾蠃是一种寄生蜂，它与螟蛉其实是一种拟寄生关系。所谓拟寄生关系，就是指寄生者总能导致寄主死亡的一种寄生方式。原来，蜾蠃用毒蜂针把螟蛉蛰成半死不活，使之既不能逃走，也不会立即死去，然后产卵于螟蛉体内，随后蜾蠃卵发育成幼虫，就以螟蛉身体为食，蜾蠃幼虫成长的过程，也就是螟蛉死去的过程。
在寄生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寄生者总能导致寄主死亡的方式，称为拟寄生。拟寄生现象在昆虫中极为普遍，凡是昆虫对昆虫的寄生都属于拟寄生，主要是寄生蝇和寄生蜂。蜾蠃与螟蛉之间的关系，就属于拟寄生。雌性成虫把卵产在寄主的体表（如寄生蝇）或体内（如寄生蜂），孵出的幼虫靠取食寄主的体液或组织为生。幼虫成熟后在寄主体内化蛹或从体内钻出在寄主体表结茧化蛹，同时伴随着寄主的死亡。拟寄生的物种是农林害虫的重要天敌，各种寄生蜂和寄生蝇常被用于进行生物防治，如用赤眼蜂防治玉米螟和松毛虫，用金小蜂防治棉红铃虫等。
第一次了解螟蛉之变的故事，是读《蘇俄在中國》，蒋公沿引孙中山先生所著《孙文学说》，提到这个故事：
国父在「孙文学说」第五章中说：「吾国俗呼养子為螟蛉，盖有取於蜾蠃变螟蛉之义。古籍所传：螟蛉，桑虫也；蜾蠃，蜂虫也。蜂虫无子，取桑虫蔽而殪之，幽而养之，祝曰：『类我！类我！』久则化而成蜂虫為『螟蛉』云。惟以科学之统系考之，物类之变化，未有若是突然者也。若加以理则之视察，将蜾蠃螟蛉蔽而殪之，幽而养之之事，集其数起，……分日考验之，以观其变态，则知蜾蠃之取螟蛉，蔽而殪之，是也，幽而养之，非也。蔽而殪之之后，蜾蠃则生卵於螟蛉之体中；及蜾蠃之子长，则以螟蛉之体為粮。所谓幽而养之者，即幽螟蛉以养蜾蠃之子也，是蜾蠃并未想变螟蛉為己子也，不过以螟蛉之肉為己子之粮耳。所谓蔽而殪之者，即蜾蠃之蔽螟蛉於泥窝之中，并施用其蜂螫，以灌其毒於螟蛉之脑髓而蒙之，使其醉而不死，失却知觉，毫无自动能力，即使之活而不动，而暂保其躯体，不使腐烂。否则，若螟蛉立死，则其体即腐烂，不适於為粮矣。若其活而能动，则必破泥窝而出，而蜾蠃之卵，亦必因而破坏，难以保存以待长矣。故蜾蠃者，為需要所迫，而创蒙药之术以施之於螟蛉，而為将来适於其己子之食粮而已。」
蒋公将螟蛉之变比作曾与苏俄的合作，苏俄就是运用蚕食螟蛉的方式渗透、分裂、最后残害颠覆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回忆起一幕幕往事，他痛心疾首，书中言：
我發表這一記錄之時，衷心充滿著悲痛無比的情緒，也懷抱著堅強不移的信心。在一方面，我們中國可說是世界上領悟俄共「和平共存」的痛苦最早，亦是經歷最久的國家…
该书通读下来，不禁让人感慨万千。
记得高中时，刚开始我的历史成绩并不好，以前也未重视过，后来决心认真学，当日历史课程内容我晚上睡觉前都会在大脑里过一遍，到了期末，整本的历史书我能毫无压力地在意识中原版复制。这样，自然期末考试考了年级最好成绩。后来，虽然选了理科，但多年后那些历史知识我依然能清晰记得。若干年后，我才发现，我们学的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满是谎言、扭曲、颠倒黑白，那些用掉我们大量青春的所谓“历史知识”，不过是一堆垃圾而已。
认识一位某著名大学的教授，这位老教授曾是官方理论核心笔杆子之一，一次和他一起在户外散步，他说，我们所谓的理论成果，不过是先有了任务目标，我们根据这个任务目标，用马列等理论去论证它的正确性，如果任务目标改变了，也就是政策改变了，甚至转了180度的大弯，我们不过是再论证它的正确性而已。我终于明白，我们学了那么多年所谓的“马列哲学”，花掉我们无数青春时光的学习，换来的只是虚妄的收获。随着阅历的增加，才知道，从中学到大学课堂里都在念的这种东西，从来不是什么哲学，它与真正的哲学没有半毛关系，不过是洗脑工具罢了。
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郑文锋，因提出“四大发明在世界上都不领先”，“中国古代没有实质上的创新”观点，受到学校取消其评奖评优、职务晋升、职称评定的资格，停止教学工作，停止研究生招生资格等一系列处罚，处罚期达两年。厦门大学经济学教授尤盛东，质疑“正能量”“中国梦”的说法，提出能量(energy)，这是一个物理学名词，是标量，有大小和强弱，它不是矢量(vector)，所以也就没有方向，“正能量”的说法是不科学的；并告诫学生，以后谁要在作业上、试卷上写“正能量”，就打错扣分；他因此被厦门大学开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桔红，从她专业法学角度，质疑修宪，因此被开除职务，注销教师资格。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绍政，因列举了相关一些实证数据，在网络上发表看法，因此被开除职务并陷入牢狱之灾。黑龙江初二学生钟美美因模仿老师，被认为很有表演天赋，广受网友喜爱，引来几十万的粉丝关注，然而，却因此而被约谈，删除视频，从网上消失。山西运城几个高中生，模仿奥特曼，在宿舍喊“你还相信光吗”等《奥特曼》台词，被学校劝退处理，学校甚至还发布悬赏公告，鼓励举报其他有喊叫行为的同学。类似此种种消灭怀疑、统一认识、打击个性的丑恶之事数不胜数。
回头看，会发现，鲁迅不过是一个大号的愤青，不过是专制政权下一个文宣工具而已。会骂人的人很多，能有建设性、指导性的人没几个。犹如一个公司，会埋怨发牢骚的人很多，能研究出方向带大家走出困境的人没几个，批评固然重要但绝不会因此成为“革命家”。民国时期敢言敢做、文风犀利的文人大有人在，然而，我们从小就只知道周树人这么一个“文学革命家”。在对他文字牵强到几近畸形的解读中，早已茫然不知其所言。谢幼田在其著《XX壮大之谜》中说，“鲁迅甚至把中国的全部历史都说成了一部吃人史”，民初的鲁迅们，彻底否定传统，又没有建设性的建树，带来的是思维的极端化和对民族自我的矮化，导致极端西伯利亚思潮有了土壤，迅速发酵，致中华民族陷入几千年来最大的灾难。他与“以反中国文化为名，进行加强中国文化建设为实”的胡适，境界与贡献实在相差太远。民国时期大师群星璀璨，思想独立、深耕学术且不畏强权的报国志士勇士无数，我们却只识周树人，也只能提周树人一尊。
那些反复歌颂的“英雄”，没有一个能经得起真相的推敲；那些让我们去痛恨的人，经过时间的洗礼，显露的却是人性的光芒，都是值得敬重的人；自己饿死了几千万同胞，却开口闭口要解放全人类，拯救别人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些“伟光正”的人和组织，不过是反人类的土匪和匪窝的换装；在荒谬的“剩余价值论”的仇恨教化之下，每个人都变成了受害妄想狂；强拆民宅强占土地、倒掉卖不掉的牛奶等事只有在“万恶的资本主义”才会发生；“太空肉眼可见伟大长城”、“爱因斯坦的小板凳“、“半夜鸡叫周扒皮”、“朱自清饿死不食美援面粉”、“飞夺泸定桥”、“钱学森放弃优厚待遇毅然回国”、“伟大”的长征等数不清无数子虚乌有的“教诲”，都是谎言机器编造的结果，只会让人更愚昧脆弱；“由于XX的软弱性”、“XX必然战胜XX”之类不容怀疑的洗脑铁律，培养出的是一个个僵尸人。
在学习了西方经济学、政治哲学、法理学等奠定人类走向高度文明的人文学科后，才知道原来真正的知识是怎么回事。
谎言、洗脑、仇恨、反文明构成了这个教育体制的主体。这个教育体系，输入我们的，并不是使人成长、聪慧和强健的营养，而是双管齐下的蜾蠃之举：一部分是蜾蠃蜇毒的铁律，使人半死不活，不会思考，变得自我审查而唯命是从、行尸走肉；另一部分是无形的蜾蠃之卵，以拟寄生方式存在于在我们身体中，不断吸食我们的活力、思维，直到死去。这个所谓的教育，没有教人独立思考，博纳众贤，批判辨析的功能，往民众脑中充塞愚昧、仇恨，使之成为极权统治下的工具人和人矿，是它的核心使命。它最大的存在意义，就是把人变成螟蛉之躯，给这个靠谎言和暴力维系的落后体制蚕食吸尽。这种教育，只是披着教育的外衣施行的愚化和驯化。它用尽了你毕生精力，却将自己戕残成一具被掏空的螟蛉骸体。
因此，在学校里读书的时间越长，越极端，越迷茫，越没有创造和思考力。时间的拉长，并不能增长你的智慧，只不过是植入更多蜾蠃之卵进入螟蛉身躯而已。纵然图书馆里汗牛充栋，互联网上信息爆炸增长，社会充斥着大量的诸如季羡林、余秋雨、王蒙、于丹、杨天石等等之流的所谓“大师”，以及各大学里无所不在的孔庆东、张维为、金灿荣、郑强、艾跃进、郭继承之流的“教授”，却都是有选择性剥离之后失去灵魂的戕物，本质上还是在GFW这个泥巢里，增加了很多蜾蠃之卵的寄生毒物而已，只会加速你被吞噬挖心，独不会使你更加健壮和聪慧。
今年，斩获第93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赵婷，创造了亚裔女性获此殊荣的历史，也是继李安之后第二位获得金狮奖、金球奖和奥斯卡金像奖的华人导演。她曾在准备拍摄《Songs My Brothers Taught Me》时，接受《Filmmaker》专访阐述拍片的目的，这样说：
要从我小时候在中国说起，这是个遍地谎言的地方，感觉自己好像永远走不出去。我在小时候接受的很多教育/信息，最后发现都是假的，从此养成我叛逆的性格。后来机遇悄然，我去了英国，重新学习历史，后来在文理学院学习了政治学，这让我学到了弄清事物本质的方法，得以用这些知识武装自己，面对挑战。
It goes back to when I was a teenager in China, being in a place where there are lies everywhere. You felt like you were never going to be able to get out. A lot of info I received when I was younger was not true, and I became very rebellious toward my family and my background. I went to England suddenly and relearned my history. Studying political science in a liberal arts college was a way for me to figure out what is real. Arm yourself with information, and then challenge that too. —— The magazine Filmmaker : 《25 New Faces of 2013》，Chloé Zhao
赵婷的成长，正是不断剔除蜾蠃毒卵，拒做被寄生体，回到正常的普世教育轨道、向外努力生长的过程，这才让她有了真正的智慧，有了令人钦佩的成就。
在苏州做了八年外教的德国人西洛特，深感“无法在中国看到真正的教育”，最后带着失望、愧疚和愤懑离开了中国，他临走时说的话，引发了很多人的思考：
中国这个国家最初的教育动机就把所有孩子想象成即将变坏的一个人，从幼儿园就灌输一些不切实际的理论和思想。不停地灌输爱国、爱党教育，就是没有人性关怀的教育。
这些政治教育对几岁甚至十几岁的孩子来说，简直是天书，就连很多政治老师都搞不懂。这些教育的功能仅仅是为了应付试卷上的标准答案，除此别无用处。真正的人性教育、逻辑教育是空白的。人性是人格的基础，缺乏人性认识的人，肯定缺乏人格。他拿什么爱自己？爱家人？爱社会？更谈不上再爱其他。所以，当下中国糜乱也就不足为奇了。爱，是一种成长感受，不是靠说教获取的，这是基本原理。这种认识西方700多年前就已经认同，而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却仿佛停留在原始社会。
除了预防外，贯穿中国教育思想的还有仇恨。据我所知，欧洲和美国从没有哪个学校给学生灌输仇恨，他们更不敢灌输，这在大多数国家是犯罪行为。在欧洲和美洲，人们强调的是反对而不是仇恨，仇恨在西方思想里是魔鬼的特征。比如你们与日本之间关于钓鱼岛的争执，在我们看来，这与仇恨无关，用证据谈判即可解决的事情，非得仇恨。我们与法国领土战争大小不下30次，尽管是战争，但没有仇恨，战争结束后，双方还是公平谈判。就像现在欧洲各国、犹太人，不仇视我们，他们只是反对法西斯暴行。
整个西方的教学思想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诚信、敬畏教育。没来中国前，我很难想象一个十多亿的大国，从小接受的是仇恨教育。马克思尽管与我是老乡，但我知道的，我家乡的人，没谁认为他说的是正确的，因为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允许不同声音，马克思的声音只不过是成千上万种声音中的一个，而这种声音目前几乎不存在。而在中国人的逻辑词典里，只要能说出来的，就是真理，正因为这种对西方的误会，大多数中国人到现在还以为马克思说的很有市场，其实不然。这就是不同的认识偏差造成的错误理解。
…
中国教育是把人最珍贵的年华付之毫无意义、毫无发展价值的学习内容上，而不舍得花费一点点时间去讨论和思考。记忆成了学习的唯一方法，高压成了教育的唯一手段，保护成了成长的唯一措施。这种负成长的教育模式其实是对人性的一种摧残，是对人类的极大犯罪，当我认识到这一点时，我很内疚，我现在甚至每天起来都在请求神的宽恕。
而另一位德国人、在广西山区支教长达十多年的卢安克，以近苦行僧似的的方式，默默在深山的留守儿童小学践行他“发现内在自然”的教育理念。事迹后被媒体发掘，成为“感动中国”候选人，尽管“感动中国”这个节目绝大部分只是感动央视而已，从来与公民感动没什么关系，但卢安克却实实实在在感动了无数的中国人。然而，悲剧的是，他最后不得不以屈辱的方式离开了中国，中国教育体制的逆淘汰本质展露无遗。
曾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交换生，来到我们部门实习，他思维的灵活让人赞叹，分析问题角度之多，论证之多样丰富，视野之广阔远胜过大陆同仁。是他特别聪明吗？我想不是的，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他从来接受的教育是求真、思辨、博采的教育，是一种培养人格健全的教育。我们很多人读到了博士，虽然有专业技术，却依然是人文的弱智，思维的低能，普世价值的侏儒，尚且不说有没有创新能力，就是基本的处事或是千人一面，或是与周围格格不入，要么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要么活在别人的世界里，这种人能执行任务，但是断然做不出好产品。太多的人，把市井小聪明当做智慧，把唯物主义当成智囊法宝，把那些宫廷斗剧、黑厚斗争、没有底线当做大智。到了今天，居然还有很多人还要去资本论、毛选里找问题的解决之道，大概是因为从小被教育这些才是最伟光正的东西，所有的智慧都在里面，殊不知，你从中只会把自己弄得云里雾里、走火入魔。我们解决问题的思维工具，不是存在于那些似是而非的神教物中，而是广泛存在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法学、历史、宗教学、政治学、数理化生…充满人类思想光辉的科学工具中。
二十多年前，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这句话背后是她对中国的深刻认识。科技的进步、创新的涌现、社会生活的繁荣，其实都是根源于人文素养和思想进步的推动，被毒汁蛰住、等待被噬食的螟蛉们，是不会有思想、活力和创造力，是不会有未来的。
看过最压抑的一本书，就是《小脚与西服》，胜过余华的《活着》。作者张邦梅，是张幼仪亲弟弟张嘉铸的孙女，也就是张幼仪的亲侄孙女，这本书是她根据张幼仪口述写成的，应该说，关于中国近代著名的“第一婚案”，这是事实还原度最高的一本书。
与历史里描绘的诗人不一样，另一个面孔的徐志摩，陌生又瘆寒：
1.1920年，张幼仪独自一人前往英国投靠徐志摩，和徐志摩在沙士顿居住期间怀孕了，书里张幼仪回忆是这样的：
有天下午，我乘郭君出门时跟他说了大概。
徐志摩听了立刻说：“把孩子打掉。”
我这辈子绝没料到我会得到这种反应。就我所知打胎是有生命危险的，只有濒临绝境的女人（有了外遇，或者家人快要饿死、喂不饱另一张嘴），才会冒险打胎。
于是我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了。”
徐志摩冷冰冰地答道：“还有人因为火车事故死掉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说完没耐心地别过脸去。
“可是我要去哪里打胎？”我问。
他摇摇头说：“你会找到地方的，这种事在西方是家常便饭。” ……
——（《小脚与西服》时代出版 2011年9月第1版 P115）
这段火车事故的比方，是流传最广的，也是最没有人性的一句话。我们对一个陌生人尚不能冷酷如此，况枕边人乎？
2.徐志摩把怀孕的张幼仪抛弃在沙士顿，消失不见。孤独无援的张幼仪，只好写信求救于其在巴黎求学的二哥张君劢。后来和七弟从巴黎辗转到柏林，独自一个人医院里生下孩子，她是这样回忆这段经历的：
我怀胎的最后一个多月，是和七弟一起在柏林度过的。1922年2月24日，我生下第二个儿子。生产的时候，没人在我身边。虽然我希望我母亲会像她迎接阿欢那样待在医院，可是病房里就我孤零零一个人。七弟连看都没来看我，因为他认为产房的房间不是男人去的地方。
我在整个生产过程以及生产完毕之后，一句话都没说，帮我接生的德国医生用法文对我说，我是他见过最勇敢的病人。…我怀孕自始至终，一直没有徐志摩的消息，但是当我把儿子留在医院，拖着臃肿、胀痛、虚弱的身子回家以后，终于得到徐志摩的音讯。家里摆着一个有他笔迹的信封，看起来好像有人亲自送来，而不是邮局寄来的。七弟说那封信是吴经熊投到公寓的….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把信展开。信里是徐志摩那一手流畅、漂亮的字迹，诉说着无爱婚姻的不可忍。我的丈夫要和我离婚。他在信上说：
“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造社会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痛苦，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信中只字未提孩子，未提他在沙士顿撇下我的事，也未提我们父母希望我们团聚的事。我觉得徐志摩这番话说给我听的成分，少过说给大众或史学家听的成分，他说我们“前途无限”、“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是什么意思？我什么时候表现过这些潜力了？….——（《小脚与西服》时代出版 2011年9月第1版 P140）
抛下独自在异国的怀孕发妻，在其无一人照顾情况下，刚生产一个多星期就送来离婚信，而且在信里没有半句抛妻弃子的解释，却说出这一番“改造社会”之惊天动地、冠冕堂皇的话，徐志摩实属是人间极品无疑。
3.张幼仪在德国所生的孩子，她给他取名叫做彼得，彼得将近三岁的时候因为得病死去。徐志摩仅仅在签完离婚时，也就是彼得出生不过十多天，去医院隔着育婴房远远见过一次，此后再也没见过。他却在后来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怀念散文《我的彼得》：
没有过丝毫的接触，没有过丝毫的养育，没有过丝毫的关爱，哪来的半点情感？却洋洋洒洒写出热情洋溢的悼文，这是一种怎样的人格分裂？
难怪，张邦梅说：
“读这篇悼文之时，我不得不对徐志摩个性之复杂产生感触。为什么徐志摩对彼得之死有如此的切身感受？他只是想让别人觉得他是个好父亲，还是有更多寓意？他是否为他当初要幼仪打掉孩子而产生罪恶感？。。。。然而，我无法相信徐志摩只见过孩子一次，就敢于写下一篇文字悼念他。”
——《小脚与西服》时代出版 2011年9月第1版 P164
4.徐志摩和张幼仪离婚后，迎娶陆小曼，居然还邀请张幼仪去参加婚礼。张幼仪回忆说：
几个月后，徐志摩竟然邀请我去参加他和陆小曼的婚礼。当然，我没到场…
——《小脚与西服》时代出版 2011年9月第1版 P170
徐志摩不愧是极品中的奇葩，渣滓中的战斗机。
罗翔在《圆圈正义》一书中，这样写道：
伪善最喜欢崇高的思辨 ,因为它从不打算跨越到思辨的界限之外 , 它无须付出任何代价就能把自己装点得庄严高尚…
爱不是爱抽象的概念 , 而是爱具体的人 … 爱 ‘人类‘ , 却不爱具体的人是很多文人的通病 。 人类是抽象的 , 并无具体的对象 , 无须投入真心 , 收放自如 , 还可以为自己赢得道德上的优越感 。
一个对枕边人和自己骨肉都如此冷酷无情的人，却去无限颂扬爱国爱人类这样抽象的东西，以此获得自身的道德优越感和骗攫社会的好评，这种反人性、悖人伦的所谓爱，可有丝毫的价值？
站在优势地位和掌握优势资源的人，往往最喜欢鼓吹大义，宣扬奉献，而另一面，无论怎样伤害你，他都能找到合理化的理由，毫无内疚地收割自私带来的利益。
同样，站在优势地位和掌握优势资源的人，往往时时在衡量你的价值，衡量利用你的成本，任意修改规则以有利于自己，却又摆出一副为人为他的模样，一旦到了有利时机，他会毫不犹豫地拿出欺骗、背信、狡辩等种种手段，堂而皇之攫取好处，毫无愧色。
不久前，饶毅举报裴钢学术论文造假，中科院监审局“道德委”处长侯兴宇却发文称：“重复实验在生命科学中并不一定可靠”，真不愧是“道德委”，“道德“水平超出了我们常人的想象。中科院这个中国最高科研机构，竟然宣称“重复实验不可靠”，真是把全世界有点科学素养的人，都当成弱智，把中国人的智商，都按在了地上摩擦。
类似的，还有：
——东南大学交通学院院长王炜的高论：自行车比汽车污染更大。
——南阳市政府联合青年汽车开发的、加水就能跑的“水氢发动机”下线，这一举世瞩目科创昭告天下于《南阳日报》头版头条。
——各大卫视，侮辱全民智商的电视购物，尤其针对老年群体的保健品、各种终身疾病甚至癌症的独家秘诀、男人补肾女人驻颜少儿补钙的神物，广告总是那么延绵不绝又谆谆善诱。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完成了62%。
——中科院发布一个又一个“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惊世之创，其中“中国操作系统”COS，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的教科书说，宇航员在太空上能看清楚的建筑物不多，我们伟大的长城，是肉眼能看到的雄伟建筑之一。
——某“总设计师”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郭沫若对大家说，XX比爷爷还亲;又有红歌“我把XX来比母亲”，已经全然不满足于伟光正的歌颂，不满足于做红太阳，不满足于做宇宙真理的代表，进一步要当别人爹妈，动辄和别人爷爷比亲密度。
——金三胖创作了神曲，让全国人民齐唱《没有他我们会死》，我们常说“地球少了谁都一样转”，但他用宇宙真理彻底证明了这是个谬误。
。。。
当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有了绝对优势的地位或无制衡监督的权力时，就是作恶的开始，而表现出的却是堂而皇之的一面。
昨天，又看到一个亲戚，在转发“穷养儿子富养女”之类的文章，真是忍不住，说了几句。
这种下三滥的论调，不知道毒害了多少人，也不知道还要毒害多少家庭。
人的成长，能不断融入周遭，是一个不断具有同理心的过程：你累过，你才能体会到别人的不容易；你痛过，你才能体会到别人的痛楚；你尴尬过，就会避免让别人因你而受同样的境遇；你被欺骗过，你才知道有种可贵的品质叫做真诚。人是社会性动物，只能在融入群体中获得知识、力量和成就，也就是在和人交往中，得到机会、成长和回报。单打独斗从原始社会到今天，都是注定要被淘汰的。
能融入群体或社会，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具有同理心。我们能与一个人成为朋友，一定是他在某些方面或多方面比别人理解我们；我们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设计师，必定是能充分理解他人对美的感知；我们能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能有号召力，一定是比别人更深入了解团队成员深度需求。
同理心，也是我们今天热衷于说的“情商”的重要部分，同理心哪里来？只有从经历、历练中来。
人生下来就是一张白纸，所有的同理心，都是通过经历得到的。
鲁西西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这是一个洞察力很强的女生，分析问题总是很深入，说她冰雪聪明一点不为过。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曾有让人大跌眼镜的一面。她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男人真实的一面是什么样的呢？》，这样说她的一段经历：
“有一次，我和一个男人一起走。我在超市买了很多东西，很沉，他都替我拎了。他走到楼下，放下袋子，使劲甩着手，道：好累啊! 我闻言大吃一惊：你拎东西也会觉得累吗？他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当然会啊。
啊，请不要笑我白痴，我真的是活到这把年纪，才知道原来男人拎东西也会累。这是因为我父亲这样的男人，带给了我一种错觉。我从小到大没听过他抱怨过累或苦，无论他工作多辛苦，也无论他拎多么重的东西。这使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男人都是力大无穷的。
记忆中的父亲也从来不吃好吃的，总是把零食、水果等各种美味的东西让给我们，使我以为男人都不喜欢好吃的。”
—— 《愿你不为世界所累，活得更像自己》，鲁西西，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05版
聪明如她，尚不能体会父亲或其他男人的累、苦心，对美食的喜爱，更不用说一般智商的人了。同理心根本不是智商的结果，不是你聪明就感悟到的，而是由经历铸就的。
CGTN主持人刘欣，没错，就是那个大张旗鼓要和美国Fox电视台主播Trish Regan隔空论战，最后变成互致问候的刘欣，在“辩论”事件后的两个多月，2019年7月17日，发微博控诉下飞机时“用力取下行李箱”，但身边“一圈看上去健康的正常男士，没有一个抬头，没有一个伸手”，并表示“没有爱心的人是丑陋的，不管多有钱”。她大概已经习惯了，全世界都以她为中心的感觉，甚至连一声求助的话，都不屑于向周围的男人发出；脱口而出的指责他人的尖刻言语，来的那么自然。
穷养和富养都不会人格健全，请用脑养
那些所谓的“富养”教育，什么都来得太容易，什么都觉得理所应当，从小就不知道他人的辛苦，不知道生活中的累和无奈，不知道别人的难处，什么场合都只顾及自己的感受，是最容易缺乏同理心的失败教育。
这样所谓“富养”的女儿，在家，学校、工作、婚姻中，都会是一种灾难：
——家里母亲生病了，还在抱怨妈妈为什么不给自己做好吃的；
——学校图书馆，又是脱鞋又是吃零食，丝毫不理会他人的感受；
——工作中，是受不了委屈的，动辄撂挑子不干了，绝不考虑会有什么后果。
——老公晚上十一点下班回家，她还在埋怨为什么不早点回来给她做饭；
没有人喜欢和自私的人交往、合作、谈恋爱、结婚走一生，缺乏同理心，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不自知的自私。
“穷养”教育，又是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物质上的过度匮乏，让心智未成熟的人产生深深的自卑，在小心翼翼、观言察色中长大，失去了一个人堂堂正正的自信本色，更是失去了很多成长的机会：一辈子不知道穿衣打扮，总是觉得吃一顿好的就是罪恶，不是过度的在乎他人的感受就是过度的冷漠，永远和人斤斤计较。。。
教育的本质是使得人格健全，人格健全从来不是简单“穷养”、“富养”能给的，无论男女，最重要的是在家庭能力范围内，给他们提供更多历练的机会：既要有痛的经历，也要有乐的经历，让他们在生活中，能感受酸甜苦辣，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不要过于自我又不能失去自我，具有方方面面的同理心。
下次要记住：
——有时父母也要挑最好的肉吃，让小孩去啃骨头，不要再有那种“妈妈喜欢吃鱼头”的辛酸故事；
——常让小孩去做做重活脏活累活，让他们知道父母的不容易，不要再出现那种“我以为爸爸不会累”的悲伤故事；
——给小孩买玩具，不要挑贵的，而是要多样化，让他们知道各种原来乐趣有很多种。
——既要有抠门的原则，又要有大气的潇洒。
——不要垫着脚尖、拼了老命送去“贵族学校”，与其争走独木桥，不妨多趟几道小河、多爬几座山。
——不管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人生总有缺憾，总有买不到买不起的，不是穷养富养能解决的，接受缺憾，自信成长、堂堂正正做人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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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爱尽管是无私的，但每个人的一生，父母都只能陪着走过一小段路。在生命中的每个阶段，都有来来往往的人，我们只有作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具有广泛的同理心，才能很好地在每个阶段与人共舞，走的更稳、走的更远，收获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