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去五台山,一路上看到那些的朝圣者,从数百甚至数千公里赶来,三步一小拜五步一大拜,膝盖磨破甚至出血了,磕头磕得脑袋上都有显眼的印记,虔诚得让人觉得恐怖。
后来去了川藏线,更是刷新了眼界:被烈日晒得全身发黑甚至晕厥的,用鞋子当手套跪拜鞋子都磨见底的,饿的嗷嗷叫的幼儿,嘴唇干裂吐词不清的老妪。。。他们的共同点是,叩拜姿势紧贴地面,手尽力向前伸,唯恐显得不虔诚。
无论多少人称之为信仰,美化为勇气,咏作坚持,对不起,我看到的只有愚昧、愚蠢和贪惰,想到的只有宗教的罪恶。
邪恶的宗教和独裁政治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灌输单一的教化,打着信仰的旗号,来消灭人的自我意识。它们强调不容置疑的信条,排斥人的自主思考,把其它思想都视为异类,扼杀人的一切思维能动性和辨识力。它们的本质,都是把人变成利益集团的工具。
康德之所以是研究哲学绕不过的存在,是他开创性地指出,人之所以值得尊重,并不在于我们拥有自身,而是因为我们是理性的存在。理性赋予了人类以特殊的尊严,标识了人与动物的区别。所以,人应作为目的本身加以对待,而不是手段或工具。
没有了自我意识的人,本质上就是工具,用康德的哲学观点来说,和动物没什么区别。那些被宗教和独裁政治驯化的信徒,就是一群一呼百应的工具罢了。人一旦丧失自我意识,成为工具,盲目性、极端性和残忍性就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些就是宗教和独裁政治最喜欢的特质。
宗教的力量如此强大,促使我去探究其中的原因。读很多宗教史的书,看了各种神话人物的演变研究的文献,略读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方面的大量资料。
人之所以容易被宗教禁锢,一方面由于对自己能力的无力感,另一方面,由于人性本身不劳而获的自私和贪婪。
面对环境的无力感时,人就容易相信命运、相信牛鬼神蛇、相信超自然。不用说古代科技不发达,人容易被向愚昧低头,就说在现在,很多人,经过多次创业失败、经过几次情感挫折、经过身边人接二连三的背叛,都很容易怀疑人生,开始相信命运,低头认命。于是很多定义你人生的言论,很多制造焦虑的歪理学说,很多人为营造伟光正的伪论慢慢成为人生信条,不再愿意找方法寻出路,不再相信行动可以改变处境,开始任由命运的摆布,开始以修行之类的行为自我麻痹,甚至开始求神拜佛。
好逸恶劳是人性一个幽深的阴暗面,自私贪婪是相伴之的特性。多数宗教都设定了天堂、地狱的模式,利用人的自私,教化他们奉献一切当下的情感、物质、劳动来表虔诚,以期获得未来一劳永逸的天堂。极端的政治也往往用着一样的手段,马翁的共产主义,圈来了无数好逸恶劳的底层人,通过信息封锁,外加不断灌输洗脑,让他们为所谓的社会(共产)主义放弃生命、财产、自由甚至亲情人伦,用宗教的驯化手法不容置疑地叫他们相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质极大丰富,按需分配”的社会,在未来某个时刻就可以实现。借鉴邪恶宗教和政治的经验,所有圈利和诈骗,几乎都无例外运用人性这个弱点来达到目的,例如金融诈骗,传销等。
能做到保持理性、不失自我,一方面,要保持怀疑精神和批判性思维。另一方面,坚持多维输入,拒绝一切单一的思维教化。
波克定理告诉我们,只有通过质疑和争辩,才可能诞生最好的主意和最好的决定。没有一种学说,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一种理论,亘古适用。经得起争辩和怀疑的,才是值得采用的理论。那种,一怀疑就被视为异类,一质疑就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就是邪恶。没有一个人,是值得仰视的,只让你无限颂扬和崇拜,而不容怀疑和批评的,就是变相的宗教。
单一的意识教化,本质上就是迷信和精神洗脑。任何事物或思想,只有对比,才知道好坏;只有竞争,才知道优劣;只有思维的交锋,才会开启人的智慧。保持多维输入,才使人变得理性。
早在九十多年前,胡适就告诉了我们“不受人惑”的方法:
1.保持怀疑,不信任一切没有证据的东西。
2.把一切学说思想都看做待定的假说,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处处顾及到思想的后果。
正是胡适,前后花了十几年时间,除了在国内,还从日本、法国、英国和美国多方搜集资料,写了几十万字的关于道教、佛教在中国传播的研究文章,他“几乎把一部禅宗史改写”。读了他的论著,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位在美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接受现代科学思维训练、学贯中西的学者,并没有像其他海龟那样,先入为主地否认传统和宗教,而是充分研究后得到结论:
1.道教中的所谓圣书的《道藏》,便是一大套从头到尾,认真作假的伪书。道教中所谓的经一一那也是《道藏》中的主要成分,大部都是模仿佛经来故意伪作的,其中充满了惊人的迷信。极少学术价值。
2.我把整个佛教东传的时代,看成中国的‘印度化时代’。我认为这实在是‘中国文化发展上的’大不幸也!这也是我研究禅宗佛教的立场。我个人虽然了解也曾做过若干贡献。但对我一直所坚持的立场却不稍动摇:那就是禅宗佛教里百分之九十,甚或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一团胡说、造伪、诈骗、矫饰和装腔作势。我必须承认我对佛家思想的宗教和哲学两方面皆没有好感。事实上我对整个的印度思想——从远古时代,直到后来的大乘佛教,都缺少尊崇之心。我一直认为佛教在全中国自东汉到北宋千年的传播,对中国的国民生活是有害无益,而且为害至深且巨。—— 《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李敖在《播种者胡适》里这样说:“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以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肯定他的稳健与睿智。。。”
“在人生大节上,胡适有他自己的新“儒行篇”,他自始至今不信权威、不信教条、不信圣人之言、不信“旧道德的死尸”、不信两千年前空洞的旧经典能解决二十世纪复杂的新问题。在这生化转变的大世界里,日新月异的新时代里,胡适始终在变化的环境里维持他的人格、观点和气焰。。。”
诚然李敖也不是什么好鸟,但他这些话说的还是很中肯的。
这就是,始终能保持理性、客观且独立的胡适,一直秉持着他“不受人惑”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