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客户最难合作？
——那种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这种客户往往会让你出一个方案，然后怎么改都觉得差点意思，当经过无数次修改接近完成时，突然告诉你，他有一个新想法，原因是看到了别人的案例，觉得很不错。新的方案修修改改终于接近完工时，他反而又觉得第一个也还行，要不二者融合一下？乙方已经奔溃倒地。。。
什么样的领导最让下属痛恨？
——那种朝令夕改的。这种领导没有明确的目标，一切推倒重来是家常便饭，把下属的劳动和付出完全不当回事，这种人往往最遭人鄙视和痛恨，下属往往嘴上不说，心里已经骂过千百遍。
不久前，看到俞敏洪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演讲视频，说他在公司常被掀桌子，原话是这样的：
“我在新东方用的都是有个性的人，他们可以跟我掀桌子，因为他们知道掀完桌子没有任何后果，他们也知道俞敏洪根本不敢反掀过来，他们掀完桌子之后我只有在那里傻看着他，第二天可能还会给他加一点奖金。
谁不喜欢拍马屁的人？但如果我用的都是天天拍我马屁的人，新东方还怎么干？没有人提出不同建议怎么办？你不是一个圣人，不可能所有都对。
我做过判断，在新东方我做的决策40%是对的，60%是错的；现在在新东方80%的决策是对的，20%是错的，增加的40%就是这些人拍桌子拍出来的。当初，王强、徐小平拍桌子，现在新东方拍桌子的人比我小20、30岁，他们照样敢拍，所以勇气是被鼓励出来的。”
暂且不说俞有没有夸张的成分，试问，这样的气度几个人能有？你问问自己，能容忍下属或股东掀你办公桌吗？
其实，我倒不觉得这与气度有任何关系，俞敏洪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很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当一个人很确切知道自己的目标时，就能容忍别人容忍不了的东西。俞敏洪知道自己的弱点，用这些强势的人，能弥补他的缺陷，他自然就能容忍用人带来的副作用。
古有勾践如此，远有曹操如此，近有蒋公如此，今有俞敏洪如此，其实我们任何人都能如此。
一个人有强烈的目标感时，他对痛苦的感知度是比其他人要低很多的。一个人有强烈健身的欲望，他每天四五点起床跑步举铁，刮风下雨不停歇，一点也不感到痛苦；一个人求贤若渴时，人才稀奇古怪的个性他都能忍受；一个人有强烈的赚钱欲望时，面子尊严什么的都靠边站。
相反，一个人没有这些目标，断然忍受不了这样的痛苦，一般人对这些行为带来的痛苦是高敏感的。一个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的人，就能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据我的观察，健身教练是最没有职业成就感的群体之一。为什么？这源于健身本身核心需要的是内驱力，也就是坚定的目标或欲望。一个人没有强烈的健身欲望，只是一时心血来潮加入，教练的作用几乎为零，训练还是饮食，是很难做到位的，几乎不可能练成功。相反，一个人有强烈的健身动力，教练的作用也很微弱：本人会很积极主动学习、训练和控制饮食，只需要简单的指导，剩下的几乎全靠本人。这两种情况，其实教练的作用都极有限，况且遇到后者的概率很小，所以自然很难有成就感。当然这里指的是，市场化的大众健身，非职业竞技。
我们都知道制定目标的SMART原则，然而仅仅有这样的思维还远不够，目标必须聚焦化才更有可操作性。
如何做一个不让人讨厌的甲方？其实很简单，目标的明晰和聚焦化，做一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比如，我们想装修房子，我先确定我要的是北欧简约风格，最核心的需求是空间利用率要高，剩下的可以让设计师提供建议和自由发挥。这样既很清晰地传达需求，又让专业人士有很大的建议和自由发挥空间。大目标下，再做小目标聚焦化：卫生间最关注的是通风和光线，客厅。。。。永远不要做这种人：我要大气些的，你先做一个方案和效果图给我看看；看完欧式的觉得日式的也不错，日式的设计到一半看到朋友家中式的也很漂亮，隔天又动心于网上看到的美式，永远都是别人的最好，最终弄得不三不四。
管理上“人人有责”，其实最后人人都不负责，也难以追责。只有聚焦于特定人有责，他才会真正负责。这个道理本质上是一样的。
清晰的目标，用在授权上有着很明显的效果。
不懂授权的人，往往一股脑把工作抛出去，既没有有效的控制措施，也让接手的下属无所适从，最后工作做得一塌糊涂。我始终认为，有效授权是分阶段进行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目标控制。比如，如何将一个普通的UI设计师授权为一个设计主管？
授权的一个最基本前提是，这部分工作能保证以当前的质量延续下去。那我就不妨这样操作：
第一阶段目标，核心考察“功能实现+结构合理性”。这两项的标准明晰化，只要达到标准，作品就算通过。这时就需要忍受配色不行、不够细腻等等一切毛病。当这个阶段的目标实现后，评价标准以制度形式固定。
第二阶段目标，核心考察“可识别性+情感传达”，在第一阶段要求基础上，只要达到这个标准，其它一切瑕疵都可以接受。当这个阶段的目标实现后，评价标准以制度形式固定。
第三阶段目标，….
经过三五个阶段的训练，设计质量就基本能稳定下来，同时这个流程也清晰明了，整体工作授权出去，下属能轻而易举接应并保证质量延续。正式授权时，只需提出公司的核心几点要求，给足创新空间，他就能把工作做得很好。
授权过程是有痛苦成本的，但是在目标明晰下，这会变得轻量化。
将军赶路，不追野兔；将军利剑，不斩苍蝇;
不要忘了我们的目的地。
今天，看到“教育部发布《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的新闻，不由得想起我的一次经历。
2019年5月，江西上饶五小案发生后，迅速登上了知乎热榜，高热度下的该问题，每分都在增加了成千上万条回答。稳排在前几位的一条回答，是一个现任中学老师写的。
这个老师的处事方式，是典型的打太极拳式：谁都有错，谁都不得罪，最后什么问题都不解决，完全一个和稀泥式的老好人模样。这么烂的回答，居然被高赞到前几位，我看后真是很气愤：正是因为有太多这样的老师和教育管理庸材，才屡屡发生这样的悲剧！于是，忍不住写了一条很长的评论，不客气地批评了这个老师，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理念。
其中，最核心的就是：
1.教育的管理部门，必须给予老师明确的独立性和职业尊严。现在，老师不敢管、不敢处罚学生，一方面被家长的责难吓怕了，另一方面被舆论戳怕了，这样的奇葩情况，背后是老师独立性和职业尊严被剥夺——说白了就是，老师变成教课机器，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能做，这怎么可能有良好的教育效果？我们必须明确：老师有权管且必须管，家长不能干涉学校教育，老师的职业尊严必须得到尊重。
2.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惩戒是必不可少的。无论中西方教育，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本质上，都是矫正学生的无敬畏之心。而矫正的过程，仅仅有正向的鼓励和赞赏是不行的，还必须有负向的批评和惩戒。
3.惩戒必须是透明有边界的。“透明”意味着，惩戒的过程可追溯；“有边界”意味着，惩戒的方式和程度是明确、有限制的。惩戒的目的是教育引导，是前正导向，不是发泄和伤害。从制度上，必须确保有惩戒，但惩戒是有度的。
4.把惩戒权交还老师。
5.教育管理部门应制定相应的制度，落实上述几点。
原文很长，举了很多例子和引用了一些理论。可惜原文没有单独保存，直接在手机上打的文字，这个问题后来被知乎删掉，评论也跟着不见了。
上饶事件的悲剧，背后很大原因是班主任和学校的不作为，不处罚、不疏通引导，一昧地和稀泥回避矛盾，导致家长失去理智。其实，更大的责任在于教育部，中小学老师不敢管学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也没见其有所作为，他们才是制度缺失的罪魁祸首！
这个评论很快就被点到了顶部，可这个老师回复实在让人失望，一看就完全形式主义，嘴上道歉承认不足，内心和行为不会有真的改变，和日本人道歉有得一拼：看上去很诚恳，行为上一切照旧。
之后，也就不再关注这个问题了。
没想到的是，几个月后，无意中看到一条新闻：某市教育厅发布中小学惩戒制度试行办法，与我的理念几乎完全重合，一些用词和我提出的一模一样，有两行文字和我写的一字不差！巧合乎？我还是相信，多多少少受到了我那条评论的影响。尽管他们没有联系过我，也无所谓了，能对教育公共事业，有这么一点点有效的建言，也很欣慰了。
人总是在不知不觉中，走入这种固执的状态：习惯性先否定别人的看法，到哪都只吃那一种风味的饭菜，只和有相同观点的人往来、只看同一类的书。。。在不断的自我强化中，变得越来越固执。
固执通常都和刻薄相伴而行，本质上，都是因为遇事只有一种解决办法，思维里只有一种是非观，没有新信息的输入、没有新思维和技能的迭代。
人强大的过程，就是有更多解决问题办法的过程。还是孩子的时候，你想去一个地方，只能让妈妈牵着手去，稍长大一点了，你就可以自己跑着去了，再大一点，你还可以骑车去。。。面对同一个问题，你有多种解决办法的时候，你自然会降低对周围人、事物的依赖和要求，变得不那么执着和刻薄。
人不仅是行为的动物，还是理性的动物。我们首先受到理念的驱动，才有与之对应的行为。价值观、是非观、道德观等理念，先行决定了我们是否采取行为、采取什么样的行为。理念的多样化，同样表现在行为上的多样化，解决问题能力的强弱。
当我们有了更多解决问题的技能，融合了更多不同的思想、思维或理念，解决问题的途径也就多样化，人就会变得更强大，也就意味着对外界辅助的依赖度降低，自然不会那么刻薄和固执。
八九十年代，看到街上有染头发、穿喇叭裤的青年男女，有大妈直接拿剪刀去把人家头发、裤子剪掉。现在已经没有了这样的过激行为，那种单一的审美和道德观念，早已被多样化的审美和包容、法制的理念取代。
以前大学校园里，情侣卿卿我我，总有些教授、媒体大呼伤风化俗，现在早已习以为常，绝大部分人都已经有了更多元化、更开放的恋爱观。
一个既有管理理论，又有经验实践，还懂营销和技术的人，他遇到事情的处理能力更强，通常比技能单一的管理者要宽厚平和，
一个有交叉文化背景的人，理解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环境的思维差异，往往就不会太过激。
看过更大的世界，是一个人走向强大而柔性、理智而宽容的重要途径。
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说越是封闭的环境，越有偏激的爱情，选择性太小，视野和心境也就很窄，从未遇见过更温柔、更有趣、更阳光的人，也从未看到过不一样的人生，抓住了一个人，就是生活的全部，偏执狂也就产生了。
其实，任何关系都一样，在一个小圈子里，就会有很深的执念。
我们总是不自觉地，走入封闭自我的圈子，不管走到哪里，都是在和朋友圈里的那些人比，生活的希望还是于在这个小圈子里出类拔萃。科技进步了，能走的地方也多了，但本质上也还是活在那个封闭的环境，很多心结并不能像想象中那样，可以对过去轻松说Byebye。
以前从知乎摘抄的一段话，现在翻开看，仍然觉得说的很好。。。
失败带给你经验的同时，也带来了挫败感，失败不是成功之母，成功才是。
曾经的一个做前端的下属，长得小巧灵气，总是被人误认为是南方姑娘，实际却是地道的西北人。她是个细心努力的人，专业知识很扎实，知识面也广，懂编程也能做UI，做事总是透出一股拼杀劲。因为她的到来，改变了我们很多人那种“女人编程能力不行”的固有偏见，在我眼中，她比这个行业大部分的男人优秀太多了。
一次我们一起去杭州出差，因为临近春节，自然谈到过年是否回家的话题。她说，她已经七年没回家过年了，我有点惊讶问原因，她轻描淡写地说，不想回，省点钱。看她不想多说，我也没多问。一周后，当我们处理完事情，返京时，在高铁站，已经挤满了返乡过年的男女老少，春节气氛越来越浓了，也许是触景生情，她有点感触，主动谈起了不想回家的原因。
她老家是某市郊农村，家里就她和姐姐两个孩子，父亲在她四岁多时候，因为车祸腿瘸了。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地方，没有男孩的家庭，总有莫名来自周围的敌意和欺负，从邻里纠纷到上学路上被人拦，从村里摊派到征地强拆，从屋顶被人丢石子到地里东西总被破坏，她对她出生的这个地方，留下的回忆就是充满恶意的排挤和欺凌。后来她来到北京上大学，毕业工作后再也没有回去过，一是不想，二是节约钱。她决心要在北京买房安家，把父母带出那个地方，为此她兼了不少工作。
我才想起，这个总是带饭上班的女孩，她总是显得不是那么合群：不太修边幅，不像办公室其他女人那样每天快递不断，从不参加部门的各种聚会，公司郊游也一次不落地请假。她深刻让我知道，一个庸庸碌碌的领导，是一种罪恶。
提到家乡，我们总是充满赞美和怀念，然而，对她来说，家乡却是不愿回去的地方。
并不是所有的家乡都值得爱。
2018年7月，洛阳男子常仁尧，已经初中毕业20年的他，在去钓鱼的路上，暴打偶遇的初中时班主任张清林，并把视频发到网上，引发轩然大波。据媒体报道，他称“当年因为家里穷，没钱也没权势。上学时候不仅受学生欺负，还受老师的欺负，践踏我的尊严”。后来在审讯时表示，“我当时并没有失去理智，因为十几岁在学校上课的时候，老师欺软怕硬，任意践踏我的尊严，多次把我踩在脚底下，连踹了十几脚，还有几次踹我的头。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几十年了，我都忘不了”。
关注了一个在德国留学女生的自媒体，已有十多万粉丝的她，显然是很受大家欢迎的。她大学德语毕业，在驻华德企工作几年，后又留学德国。分享的在德国留学生活的视频质量颇高，是个独立开朗且很有思想的人。鉴于有些网友质疑她是个富二代，为此她专门花了几期讲她了成长经历，其中有一期讲她上学时候受欺凌的故事，当时这个在安徽乡下出生长大的女孩，到城里上学，受到排挤欺负。时隔这么多年，尽管现在已经成长为一个自信独立的姑娘，但回忆起这些，她依然有恨意，对学校没有好感。在回复网友的评论写到，要是再见到曾经欺负她的同学，“见一次打一次”，她永远不会原谅他们。
提及母校，多数人经常流露出一丝眷恋，然而对他们来说，母校却是刺痛他们记忆的伤心地。
并不是所有的母校都值得爱。
以前看一个海外纪录片，讲述了一个在美华人，当年翻过铁丝网从深圳逃往香港，然后辗转到美国的经历。这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平静地讲述文革那段时间，全家人的悲惨遭遇细节，布满皱纹的脸上已经看不出喜怒哀乐。我以为他像很多老人那样，已经放下了过去所有。没想到的是，视频末，当记者问他，是否还想回国看看时，他突然激动起来，抬起略微颤抖的手，嘴角也有些抽搐，口气坚决地说，“永远不想回去，也不希望子孙们回去”。
首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高行健，旅居法国几十年，多次接受采访都说，“我到法国一开始做的都是恶梦，但后来再怎麼作梦，梦的也都和中国无任何干係”，“因為过去是不愉快的”，“对中国早就没有任何的乡愁”，并宣布永远不会再回中国。
谈及国家，从小在单一思维洗脑下的我们，总是备感神圣，但是对他们来说，国家却是永远不想回去的梦魇之地。
并不是国家就值得爱。
没有一样东西俱来就崇高的，家乡不是，母校不是，国家也不是，任何事物都不是。
一个地方，值得爱和追忆，是因为它带给了我们安全、尊严、成长、温暖和爱，不是它本身就应该。
道德许可(moral licensing)效应,是心理学上一个名词，源于普林斯顿大学一项著名心理学实验。意指，一个人认为自己是某个道德标准的拥护者时候，就像给自己发了一张“道德执照”，仿佛自己就代表了该道德本身，有着极大的自我优越感，惟我正确，在实际行为中，却背离本来的原则，把结果带往很糟糕的方向。
明代的海瑞是中国历史上清官的代表，与包拯齐名，是已经被神化了的人物。然而，真实历史上海瑞却鲜有政绩，他笃遵礼教祖规，蔑视人的欲求，不仅以严苛的标准要求自己，也以几近不人道的标准要求他人，把自己当做正义的化身，以理想化的想法改造社会，最后与周边一切格格不入，遭到从上到下一致的排挤，没有一项改革能得以善终。
张宏杰在《另一面：历史人物的另类传记》一书中，对海瑞这样评价：“海瑞的政治倾向，应该是极端保守主义，然而从另一角度看，也可以称为极端激进主义….他们总认为，有那么一种终极真理。。。。所以他们做起事来，总是那么惟我正确，总是那么激烈绝对，总是那么一步不退，总是那么缺乏建设性空间，而他们的失败，也总是脆败。海瑞如此，王安石如此，康有为也如此”
万历皇帝在给南京御史弹劾海瑞的奏折批复，“瑞在世庙时,直言敢谏,有披鳞折槛之风;清约自持,有茹蘖饮冰之节。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之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万历皇帝对海瑞的认识很清楚：海瑞树立道德榜样可以，却不可以委任以实权，可以继续装点朝廷门面，有道德利用价值，需要留他在这个虚职上续任。
公认的明朝唯一政治家张居正，在海瑞罢官退居海南时，亲笔致信慰问。然而从其主政改革至去世，十余年，自始至终不用海瑞。《明史》记载，“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亦不乐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视，瑞设鸡黍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去。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聪明绝顶深谙世事的张居正，心里很明白，海瑞只可以放在表面尊重，但万万不能作为改革实干家以任用。
海瑞的家庭悲剧，从另外一个方面折射出他几近畸形的性格：
他一生娶妻多次，第一任妻子许氏，生了两个女儿后被休掉。第二人妻子潘氏，入门后不足一个月被赶出家门。第三任妻子也在盛年时暴毙，而之前一个小妾自杀身亡，他的妾换了又换，妻妾生的三个儿子也先后夭折。他把官场上那套严苛的教化标准，丝毫不减地用来对付枕边人。更为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对待自己的孩子，也到了没有人性的地步：
海瑞对孩子的教育也绝对严苛，从小就对女儿传授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一天，他五岁的女儿因吃了家仆给的一个饼，他大声责骂：“女孩子怎么能吃男仆的东西，你饿死吧，这样才不愧是我的女儿”，小女孩也很倔强，从那天起坚决不进食，七天后活活饿死。
一个人，把自己当做某项权威或正义的化身时，就趋向于自己什么都是对的，眼中只有黑白两种世界，做起事来既容不下沙子也不会考虑他人的感受，更不理会可能造成的后果，拿出可与天下为敌的强蛮冲劲，去要一个理想化的结果。
民国军阀韩复榘，有着“韩青天”的名号，源于他主政山东时，热衷审案，有着浓厚包公情节。只不过，此君审案与法律法制不沾边，全凭自己的感觉来。有段时间特别相信自己的相术，审“犯人”的时候，只盯着人看，不说话，执法队伍看他右手一挥就拖出去枪毙，左手一挥就无罪释放。后来闹了一个乌龙：把前来送公文的当成犯人，给毙了。人大教授张鸣在其所著《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一书中，写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明白的人都说，古代所谓的清官，其实都是酷吏，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里，只列“酷吏传”，不设“清官”一项。不过，对于百姓来说，由于酷吏杀的多为官人，不管是否滥杀，大家还是喜欢，而且在不断的喜欢中，炮制出更加合乎自己需要的清官形象来，借这种虚幻的形象，一舒压抑的心境。做了军阀、统治一方的军汉……有意无意都喜欢模仿清官，既模仿清官断案时的威风，也模仿清官断案时的专断……也没准潜意识里想做个清官……实际运作给社会带来的，往往是真正的灾难。
—— 《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张鸣著，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刘鹗在其名作《老残游记》中写道：“天下事误于奸慝者十有三四，误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十有六七”，尖锐指出，误国妄事的，往往不是所谓贪婪奸滑的小人，而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假道学，他们充满了绝对的道德优越感，天下人都是小人，就自己是君子，在行事中，总是一副问心无愧的做派，事情做得一塌糊涂。其故事中一个主人公玉贤，这位清廉的昏官，两袖清风，以满满的自我正确感，刚愎自用、草菅人命，冤杀了很多无辜之人，他理曹州不到一年，衙门前十二个站笼就站死二千多人，“九分半是良民”。
温体仁是明崇祯期间任期最长的内阁首辅，以廉洁、谨慎闻名，史载其“斤斤自守，不殖货脯”，《明史》记载:“体仁辅政数年…用廉谨自结于上，苞苴不及门”，对他评价是：“流寇躏畿辅，扰中原，边警杂沓，民生日困，未尝建一策，惟日与善类为仇”。身居要职多年的他，是货真价实的庸才，不仅从未献出一条有价值治国方略，也没有退清平定边乱的智谋，反而醉心于排除异己、培养党朋，为报复政敌无所不用其极。御史吴履中说：“温体仁托严正之义，行媚嫉之私，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事，酿成祸源，体仁之罪也”，温体仁为政严苛，人皆称“温体仁全师江陵之术而加甚焉”，他无疑是加速明王朝灭亡的关键人物之一。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病逝，胡适时在美国，得知消息，他在11月13日日记中，对汪先生的一生做了点评，短短的几行字却道出了诸多人性真谛：
同日，日本宣布汪精衛死在日本病院裡。
可憐！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終身不免有“烈士” 的complex。
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 ，性命不顧是一件事；所主張的是與非，是另外一件事。此如酷吏自誇不要錢，就不會做錯事，不知不要錢與做錯事是兩件不相干的事阿！
——《胡適日記全集第八册（ 1940-1952）》曹伯言整理 聯經出版
越强大的软件系统，对信息输入的容错性越高，其内在机制在于，建立多重“错题字典”，动态实现自我纠错，并输出最接近需求的结果或者提供多种接近需求的结果以供选择。
越强大的人，通常对外界没有那么苛刻，这背后的逻辑是，一个人阅历越丰富、储备的知识越多、掌握工具越多，解决问题的途径就越多，无论什么情况都能转化为接近想要的结果。
越有活力和内在越强大的公司，意味着同时也是一个有良好容错机制企业。
当一个公司在非技术方面，形式上过于追求标准化、统一化的时候，意味着整体思想和行为的僵化，公司正迈入成熟期或衰退期，每个岗位是螺丝钉般的存在，每个人都是流程里的复印机，不仅没有活力，而且没有未来。
容错性机制建立，在于给予员工试错机会的同时，同时建立试错数据库，一方面将试错经验财富化，另一方面实现纠错逐步智能化。
参考路径：
1.组织目标框架化。将目标单一化和重点化，抓大放小，形成控制框架，留出试错区。
2.建立试错预算。使得试错成本在一定可控范围内。
3.建立“企业错题本”数据库，将试错经验，形成自己的企业案例，切实转化为一笔财富，并纠错智能化。
4.容错制度化、长效化，形成企业创新活力源和帮助员工成长一项保障。
